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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11页）

此种广义与狭义史学概念的统一，反映了国粹派近代意义的学术观念和史学学科观念，已渐趋成熟。

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不仅表现在传统史学的内容及其形式即史书体例得到了更新；而且还表现在旧有的治史方法，也获致了丰富和发展。

国粹派探讨新史学，于这方面也十分重视。

在他们拟设的国粹学堂的课程中，就列有“历史研究法”

一门。

其拟讲授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从他们的论述看，主张中西兼采的思路还是明确的。

国粹派强调接受进化论的历史观的指导，同时，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所拥有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某些新方法，也十分看重。

他们积极肯定西方的考古学，就是一例。

西方考古学的信息，虽然早在1873年就由江南造船厂翻译出版的《地学浅释》一书传到了中国；但对考古学作具体的介绍及其作为一门史学辅助学科的明确概念的提出，却要晚到20世纪初年。

1902年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第9期上发表《史学概论》，指出，考古学“与史学有肺腑之戚，而相与维系，相与会通”

。

是文被公认是近代较比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法和考古学知识的第一篇译作[53]。

国粹派重视并高度评价考古学的价值。

黄节说：“皇古异闻，多详神话，近世西方科学发明，种界实迹往往发见于洪积石层者，足补旧史所不逮”

[54]。

刘师培不仅反应更显热烈，而且其独到之处还在于对“考古”

概念的理解较为开阔，不局限于“洪积石层”

的器物一途。

他认为，考迹皇古，“厥有三端”

：一曰“书籍”

，五帝以前无文字记载，但“世本诸编去古未远”

，此外《列子》、《左传》、《国语》、《淮南子》等书，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物之事迹”

；二曰“文字”

。

中国文字始于久远，“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

；三曰“器物”

。

木刀石斧，今虽失传，但刀币鼎钟，于考古都“珍如拱壁”

。

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正确的。

但其时在西方正获迅速发展而于中国阙如的是野外考古。

刘师培遗憾的正是这一点。

他相信，有朝一日中国要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考古专业，再与社会学互相发明，揭破皇古史迹的神秘，不是不可能的。

“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

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能拟哉”

[55]！

章太炎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一直肯定西方考古学的[56]，但后来却倒退了，以为掘地考古不足信。

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