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12页）

由于其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建立考古学科的客观条件，因而国粹派对于野外考古也仅是心向往之，而不可能将之作为治史的辅助手段，加以实际利用。

从实际上看，国粹派对史学新方法的探索，主要表现为：

1.运用“地理环境决定”

论解说中国历史现象。

国粹派用非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

论去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当然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来。

清中叶，桐城派与以戴震为首的汉学家的交恶，有着政治、学术思想多方面的原因。

章太炎将之归结为桐城、休宁两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使然，显然失之牵强；刘师培更推而广之，把历史上各种各类的学术流派，一概按地理区分南北派，其武断也更明显。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学术分布的影响，却又有自身一定的合理性。

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主观上也都没有将地理条件绝对化。

章太炎在《原学》中指出：“地齐限于不通之世”

，随着交通日开，地理的作用日微，今日应更注意社会的因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60]。

刘师培也指出，随着学者间的交流增加，南北学派之差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2.初步尝试对中外历史现象作比较研究

国粹派认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共性，比较中外历史文化现象的异同，有助于对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节认为巴比伦的古碑“虽谓之吾国古史无过焉”

[61]。

章太炎强调，希腊诸国历史当视与中国历史息息相通：“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

[62]。

事实上，国粹派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比较研究的方法。

例如，刘师培认为，洪荒时代，民智初萌，其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言词简单，与后世不同。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中外事例：达马拉人举数以左手撮右手指，其数至五而止；而考中国文字，“五”

字以下咸有古文，“六”

字以上咸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63]。

此外，社会学曰，“文明幼童与野蛮近，欲言金色，则言金鱼，欲言黑色，则言薪炭”

。

中国古籍五色之字，皆有代名，曰铁、曰墨，皆黑字之代名；曰金、曰华，皆黄字之代名。

此外，李白诗曰：“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

此皆“不能舍物言象之征”

[64]。

刘师培还将中、西、日三处的发音加以比较，说明古代语言源于自然之音。

他说，自然之音即人口舌相调自成之音，称天籁。

“我”

字之声最易出，古人即以“我”

音为己身之称，因造我字。

今日本字母首列“冂”

字，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