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通史致用 助益革命（第2页）

其次，受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影响。

顾、黄、王均是著名的抗清志士，在武装斗争失败后，皆潜心学术。

由于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社稷沦亡”

巨大的社会变动，创深痛矩，因此力图从历史的反思中，总结明朝灭亡和清朝入主的社会原因。

他们不仅都重视史学，而且治学的旨趣也是相同的：以史为鉴，寻找改革社会的方案，提倡“经世致用”

的史学。

他们明确指出，史家的任务在于“述往事，勖来者”

；强调“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证也”

[5]。

所以，顾炎武“感四方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6]，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名公文集奏章，撰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更径直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具体方案；王夫之不仅撰有《读通鉴论》、《宋论》两部著名的史论，而且成《黄书》一书，抒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思。

国粹派对顾、黄、王的道德文章十分敬仰，称其为秦以下两千年少数“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

[7]。

同时，对其经世致用的史学，尤其重视。

邓实称顾炎武“以经世实用为宗，遂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

[8]。

章太炎更一再赞扬顾炎武最懂得以史为用，“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惮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者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

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

[9]。

刘师培、马叙伦则称誉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为中国的卢梭和《民约论》，以为值得“五体投地而赞扬靡止”

[10]。

至于王夫之，则有黄节仿《黄书》著《黄史》。

国粹派励志通史致用，其受顾、黄、王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时代条件使然。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面临着大变革的前夜，社会急剧变动。

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危机更加岌岌可危，激起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清政府颟顸昏聩，倒行逆施，又使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和重组，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因之风起云涌。

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便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通古今之变”

的古老箴言，自然会如响斯应地凸现在精通经史而又看重历史的国粹派的脑际，引导他们以史为鉴，助益现实的革命。

章太炎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

……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

[11]。

总之，国粹派通史致用思想的最终确立，又是其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和服从共和革命斗争需要的必然结果。

所以，说到底，国粹派通史致用，就是致共和革命之“用”

。

这主要表现为：

（一）鼓动排满革命思潮

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革命思潮一日千里，而国粹派恰恰是鼓**这一思潮的主力军，不是偶然的。

这是因为，他们擅长以经史立论，故其排满宣传充分而激烈，为他人所不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