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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史致用 助益革命（第11页）

。

劳动之人，义务重而权利轻，徒手坐食之人则反之，且高踞前者之上，是为“人权之失平”

。

所以，处今之世，要实现共和平权，首先必须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

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非发动农民革命不可：“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

。

刘师培相信，从陈涉以降，农民起义不绝于史，已足证中国农民“非不足以图大举”

。

革命的成功，公理的昌明，实最终有待农民革命的崛起。

黄侃在《哀贫民》一文中也指出，广大贫民的痛苦，根源在“富人夺之”

。

他大声疾呼，要实现“平等之真”

，贫民当奋起革命，推倒富人：“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

事之济，贫民之福也。

若其不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

哀哉贫民，盍兴乎来”

！

[44]

无视农民革命力量的存在，脱离以至于抵拒农民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伤。

上述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对农民土地要求的关注和主张联合农民革命，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它未被施行，但其自身的意义并不因此减弱。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国粹派是革命派中擅长以史为武器无可或替的一翼。

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国粹派的文化观使其在近代文化史上独树一帜；那么他们在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缘其“通史致用”

的结果。

[1]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3]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序》，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4]《资治通鉴》卷69，“臣光曰”

。

[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三。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7]马叙伦：《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0号。

章太炎《非黄》（见《章太炎全集》（四））一文，对黄有所批评，但在《冥契》（《訄书》重订本）中，则夸其“圣夫”

！

[8]邓实：《顾亭林先生学说》，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9]章太炎：《答梦庵》，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