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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与改良 古文与今文（第2页）

因此，其时以古文经为主干的国粹派在革命党中异军突起，与之对抗，实为应乎革命需要的结果，而与传统的今古文争判然相异。

这不难从他们对今文经态度的前后变化中看出来。

章太炎早年在诂经精舍虽已立下了崇尚古文经的志向，但并不影响他兼采今文。

例如，他在早期著作《春秋左传读》中就肯定孔子改制说：“（孔子）自号素王，则托王复何嫌乎？《孔子世家》云，‘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即新周，故殷，运之三代’。

史公极尊《左氏》，不治《公羊》，而其说如此，然则《左氏》家亦同《公羊》说也。

且《春秋》改制，孔子已亲行之”

[6]。

所以，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早年“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

[7]。

戊戌时期，捐款加入强学会，虽谓与康、梁“论及学派，辄如冰炭”

[8]，但实际上却是将今古文的学术分歧搁置一边，热情赞助变法。

即便到1899年即戊戌政变发生之后，章太炎在《翼教丛编后书》中仍然指斥顽固派说，康氏经说诚有误，“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借权奸之伪词以为柄，则何异逆阉之陷东林乎”

[9]？他强调经说与政治当分别对待，显然意在从政治上保全康有为。

但是，在转向革命之后，章太炎却一反过去，明确地将康有为的经说与其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揭露其借公羊学媚事清廷，反对革命。

1903年他在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指斥康有为：“种种谬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貑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10]！

这说明，章太炎已经看穿了康有为诸人的立宪保皇主张，自有其今文学上的根据。

此种认识随着革命派与改良派间的论争日益展开，愈形自觉。

所以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庄周固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一切经术，无不可为篡盗之阶。

……而《春秋》进吴、楚之言，复为东胡所假”

[11]。

他听说今文家王闿运拟就湖南宪政支部会长，“为立宪派表旗”

，专门致书王的学生刘揆一，要他讽劝其师不得以公羊学助立宪护清廷[12]。

但具体地说，章太炎认定今文经为康梁立宪派反对革命的一大理论根据，而决心对之发难，却是始于1906年。

是年7月，他出狱后甫抵扶桑，即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

，无非是“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

罢了[13]。

不久，复致书《国粹学报》主持人刘师培，对本刊第2年第7期刊登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文章，大谈“孔子改制”

，提出批评。

[14]他说：“《学报》钩微探啧，宣扬国光，诚所崇仰。

独其中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

廖平附会西书，“至谓雅言即翻译，翻译即改制”

，荒谬诬妄已极。

复举《庄子》玄圣素王之语，“谓玄圣即周公”

，可见全未读书。

“今乃录其学说，不已过乎”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廖平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其经学正进入第四变，愈益向神化孔子及经书怪诞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六经》是孔子为地球人类乃至于无限宇宙立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