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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与改良 古文与今文（第3页）

[15]他在《国粹学报》的撰文重申其说，强调“春秋”

所言典制纲常，皆百世不改”

；“用春秋改良进步，方足以尽春秋之量而跻太平”

；道不变，皇帝也不可“绝于天壤”

；如此等等。

其维护封建纲常、反对革命的旨趣，依然鲜明。

所以，章太炎的批评，不能简单看作尽出门户之见[16]。

同时，在同一信中，章太炎提出三点意见，最为重要：一是《国粹学报》此后当专主古文，不取公羊家言：“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

《穀梁》、《鲁诗》，皆可甄录；《公羊》、辕固，则无取焉”

；二是建议刘师培充分发挥家学优势，倡大《左氏》：“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

；三是决定将自著二万多言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随后抄寄《国粹学报》发表，相信足以破今文家的谬说。

由是，他身先士卒，张大古文，力辟今文，壁垒日趋森严。

所以，是书实可以看做是他决定采取实际步骤向公羊家发难的宣言书。

章太炎致刘师培的这封信，刊在《国粹学报》第2年第12期上。

它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刘师培及国学保存会接受章的意见，决心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展开批驳今文经学的宣言书。

只要翻检一下《国粹学报》就会发现，迄1906年8月为止的19期中，虽然发表了许多论经的文章以鼓吹排满革命，但究其基本精神，却是突出今古文并采。

对廖平、王闿运的经说能一视同仁，照登无误，自不必说；期间重要的长篇连载文章，如刘师培的《读左札记》、《两汉学术发微》、《群经大义相通论》等，都强调今古互补，非难公羊家言，实匪夷所思。

但是，从9月的第2年第8期起，情况迥然不同。

廖平等人的经说从此刊落了。

第8期首刊黄节的《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开始指责董仲舒倡“春秋进吴楚”

大违春秋大义。

从第11期起，刘师培的《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汉代古文学辨诬》、《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驳皮锡瑞三书》等著名的长文，洋洋洒洒，接着先后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一时实造成了全面反攻今文经学浩大的声势。

不难看出，上述章太炎提出的三点意见，被迅速付诸实践。

《国粹学报》作为倡大古文经学，驳难公羊家言的主要阵地的作用由是突显了。

从章太炎在戊戌前后强调经说有别于政治，容忍今古文学术上的分歧，而着意支持作为维新改革派的康有为诸人，到其转向革命后，强调康有为诸人经说与政治的统一，而着意彰显今古文的对立以揭露其借公羊说媚事清廷、反对革命的真面目；从《国粹学报》的排满宣传，最初重在兼采今古文，到其后响应章太炎，转而戮力倡大古文而驳诘今文；上述国粹派对今文取向的改变及其经学研究的动因，不仅限于学术的执著，更主要的是植根于打破康梁派主张立宪的经学根据，以顺应排满革命需要的现实的政治斗争，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注意到，1906—1907年间，《国粹学报》掀起全面抨击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正是革命派在《民报》等革命刊物上与康梁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的时期，那么国粹派的经学研究及其与康有为诸人的今古文对立，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本质联系，也就愈加明显。

此外，由下节将要进行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国粹派的经学研究着重在指驳“孔子改制”

说和倡言“攘夷”

为“春秋大义”

。

由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一是夷孔子为史宗，打破了康有为诸人的造神运动所形成的极端尊孔的社会氛围，有助于时人的思想解放；二是否定“孔子改制”

说，既褫夺了康有为改良的政治主张的神圣外衣，又借“春秋大义”

为排满革命作了学术上的论证，从而打击了改良派，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粹派的经学研究及其与康有为诸人的今古对立，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在经学领域的延续。

周予同先生曾指出：“（清末）当时站在章氏旗帜下的，大概是激进的比较热情的比较勇敢的青年。

……所以当时的青年界，在学术上是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之争，在政治上是革命党与保皇党之争”

[17]。

当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的见解也是对的：“太炎先生早年从事于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反对康梁派的变法维新；而今文经学是康梁派的理论渊源，于是他鼓吹古文经与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