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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与改良 古文与今文（第9页）

为句；而《汉书·李寻传》云《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徙”

。

读至“黜徙”

为句，与《史记》同，必是“尧典古文之说”

。

寻治今文，而用古文《尚书》，是今文家兼通古文之证[44]。

据《汉书·儒林传》，贾谊世传古文学，而其孙贾嘉则兼治今文《尚书》，是古文家兼治今文之证。

而后世儒学所以式微，究其原因，恰恰在于拘执一经之说，昧于旁推交通之义的结果。

同时，刘师培不仅主张兼治群经、今古互补，而且主张治经的方式可以多样化：或明物训诂，或微言大义，或口耳相传，或以经证经，应允许不拘一格。

他说，两汉治经有五派：①伏生、公羊高凭口耳相传，继之则著于竹帛；②孔安国、夏侯氏等援引故训证明经义，语简而不烦，意奥而不曲；③费氏注《周易》，以经解经，不立异说，使经义自明；④董仲舒等发挥经义，成一家言；⑤焦氏《易林》之拟《易》，扬雄《法意》之拟《论语》，是拟经为书。

西汉五派并行不悖，所以说经呈生动局面，而东汉以降，万马齐喑，说经惟余名物训诂一派，“此微言大义所由日晦也，可不悲哉！”

[45]刘师培不仅肯定今文家倡微言大义可成一家之言；而且认经儒仅知训诂是经学的不幸，是不啻在批评传统古文家的狭隘了。

同时，也正是根据这一思路，他又肯定庄存与、刘逢禄等常州学派讲“微言大义”

，称得上为“汉学之一体”

[46]。

这与章太炎主简汰今文说，适成鲜明对照。

所以，后来已转为今文家的钱玄同说得客观：“刘君虽尊信古文之左氏，却并不摒斥今文之公羊……刘君于经学，虽偏重于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欲专己受残也”

[47]。

综上所述，国粹派关于今古文争历史公案的判断，其是非得失，可不置论；但仅就他们提出的三种见解而言，显然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既然古文非伪，且优于今文，康有为立宪派借今文神化孔子、反对革命的一整套经学理论，便不能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1]梁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反对。

其《清代学术概论》并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

。

黄则谓：“其尊孔为教主，谓以之统天，兼辖将来地球即无数星球，则未敢附和也”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54页。

）

[2]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4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春秋削笔大义微言考》，转引自孙在春：《清末的公羊思想》，18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4]参看孙在春：《清末的公羊思想》，第5章“完备及蜕变期”

。

[5]无俚：《孔子非满洲之护符》，载《民报》，第11号。

[6]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见《章太炎全集》（二），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制言》，第25期。

[8]章太炎：《致谭献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4页。

[9]章太炎：《翼教丛编后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97页。

[10]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6、197页。

[11]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见《章太炎全集》（二），837页。

[12]章太炎：《与刘揆一书》，见《章太炎全集》（四），186～188页。

[13]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

[14]廖平的文章是：《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公羊验推补证凡例》、《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问题》；王闿运的文章为《湘绮楼讲学记》，包括《论致用当通春秋》、《论周孔同异》第八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