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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与改良 古文与今文（第8页）

论，1899年他在《客帝论》中主张清帝退居“客帝”

，拥孔子后裔为虚君的政治方案，便是借助于今文经说：“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

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

……支那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则谁乎？”

[35]1902年他撰《杂志》一文，力主排满革命，却仍不脱今文家言：“自素王之兴，吾以知诸夏之无是患也。

王者代替而孔不代丧，当其无君，则褒成之胄为里尹。

虽有戎狄，以盗我九鼎，诚无若共主何？”

[36]1903年他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今古文的壁垒渐趋森严，但这在一个时期里也不是绝对的（下面即将谈到）；其二，1906年东渡后，章决心向今文家发难，其根本动因固然是适应排满革命与反对改良派的政治需要，但其于学术上的执著，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章太炎后来回忆说，1906年东渡后，潜心研读《说文解字》，一旦顿悟语言文字的本源，“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

[37]。

正反映了此种执著。

1906年他致书刘师培，要求《国粹学报》停止刊载廖平等人的经论，强调“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

《穀梁》、《鲁诗》皆可甄录；《公羊》、辕固，则无取焉”

。

这是其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但其时还只主张排斥《公羊》与辕固《诗》，而且并不绝对。

所以翌年2月他还在肯定《左传》含“素王新意”

[38]，以致刘师培批评他“不必以公羊改制之说附会左传，以淆其家法”

[39]。

其后趋于强硬。

1909年《原经》[40]一文谓，“大氐古文家借今文以成说者，并宜简汰去之”

，则进而主排斥全部今文了。

晚年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态度更趋绝对：“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

先师俞君曩日谈论之暇，颇右公羊，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

[41]。

这里干脆不认今文为经了。

梁启超说，“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

……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

[42]。

梁略去在晚清章太炎与康有为等人间今古文对立的政治意义，有失公允；但他认为章太炎实存门户之见，却符合实际。

钱玄同曾师事章太炎，他后来也评论说：“在过去学者，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绝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43]不过，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章的今古文成见，在辛亥前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应当注意到的。

刘师培有不同。

他继承扬州学派学主会通、不立门户的传统，虽尚古文，但始终不排斥今文，而主群经相通，今古互补。

他认为汉初只有缘师说而成的齐学、鲁学之别，本不存在今古文之争。

齐学详于典章，故多属今文经；鲁学详于故训，多属古文经。

通儒兼习今古，并治群经。

例如，《汉书·伏生传》云：“书曰三载考绩，黜徙幽明”

。

是今文读至“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