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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与改良 古文与今文（第7页）

廖平曾认为，今文重师承，不务歧说；古文重训诂，好自衍解。

章太炎反唇相讥说，今文真以师承为重，《五经》应只有五师，安得有14博士？《易》当本商瞿，何以分施、孟、梁丘；《诗》当本子夏，何以为齐、鲁、韩？“此见其不守师承，故有争端也”

。

古文家不言章句义理，唯求字句之通，如校勘家实事求是，“迨其左右采获，征结尽解，则豁然塙斯而不可变”

[31]。

他认为，今文的最大弊端，是糅杂谶纬邪说，其《易》京氏，《书》大小夏侯，《诗》辕固，《春秋》公羊氏，“妖妄之说最多”

。

古文则反是。

《左传》、费氏《易》虽也糅杂纬侯，但那是贾侍中附会《公羊》的结果[32]。

刘师培的见解更为系统，他指出今文逊于古文，主要有四事：一曰“晚出”

。

《春秋》三传，《左传》最早，《穀梁》次之，《公羊》最晚。

三家《诗》，成书也后于《毛诗》；二曰“妄诞”

。

今文家言谶纬，“合术数六艺为一轨，非惟惑世诬民，且失经义之本，岂若古文之通故训详故事乎”

？三曰“口授”

。

今文如《公羊》、伏生《尚书》均凭口授，“于经文必有增损，且俗语方言杂糅于经文之内，致正字易为错字，而古义渐沦”

。

是不若古文有竹帛可凭；四曰“分歧”

。

古文《左传》、《毛诗》、《尚书》均仅一家，而今文《春秋》有公、穀两家，《诗》有齐、鲁、韩三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纷争不已，说经自杂己见[33]。

刘师培尤其反对后儒以法古文的王莽败亡，“遂疑古文不可行”

。

他认为，这无非是“以成败论人”

。

倘新朝传世数百年，“则学者又将转易其词，而以古文为足以治国矣”

。

实则，汉制用《周官经》“不下数百十事”

。

若谓古文害政，汉武行平准征输之制，纯用今文，何以病民？用今文《尚书》巡狩之说，遂生封禅之邪谋，岂非今文家言害政之证？若谓莽、歆以古文成其奸，秦、西汉博士皆用《公羊》“助人君之焰”

，岂非今文家饰往以成奸？况且汉高得天下，用“刘为尧后之说”

，已先用古文成其奸，“何以不斥汉高，而斥新莽乎”

[34]？这里重要的不在于为古文辨诬，而在于刘师培反对以王莽新朝的成败论学，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就史识境界而言，实高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

说。

章太炎与刘师培看重古文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看待今古文关系的问题上，二者的态度却颇不相同。

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今文的取向，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兼采到排斥的渐进过程。

但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两点：其一，章太炎对今文经态度的变化，契机固然在于本人由改良转向革命的立场转换，但二者并非是同步的。

事实上，在1900年转向革命前后，他对今文经依然有所采获。

例如，为响应康有为“纪孔保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