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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4页）

其三，对国粹派的落伍尚须有“度”

的把握。

长久以来，人们已习惯于以赞成抑或反对新文化运动，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抑或反动的唯一标准，而未能顾及缘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对新文化运动抱抵触或反对态度的人，固算不得高明，但并不等于即与“反动”

同列。

这里于其“度”

的把握，不是没有意义的。

《国故月刊》的设立，如前所述，固是意在与新文化运动抗衡；刘师培、黄侃、马叙伦、黄节分任总编辑与特别编辑，也集中反映了原有《国粹学报》同人的落伍。

但尽管如此，它的创办仍不足以说明国粹派已走向“封建复古”

的反动。

《国故月刊》最初由张煊等几位学生发起，简章在草定之后才复征求教员赞助的[22]。

从内容上看，除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两篇为与《新潮》商榷者外，其余多为古奥的国学论文。

平心而论，张的二文对《新潮》有所驳难，但究属学理探讨，所论亦非无见，与封建复古说无涉。

所以，其时构成与新文化运动真正对立的是康有为、林纾之流为代表的尊孔复古思潮；晚清国粹派诸人继续埋首国学研究，固然也表现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抵触和不满，但究不能与前者等量齐观。

所谓辛亥后“国粹主义思想迅速与反动文化合流”

云云，实属夸大其词。

较比起来，章太炎落伍得更远，但鲁迅却是这样评价其晚年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

[23]这自非有意宽容，而是基于深沉的历史感而引出的理性判断。

准此以言，上述对辛亥后晚清国粹派的苛刻否定，不是应当得到矫正吗？著者以为，也可以这样说：就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整体而言，辛亥后国粹派落伍了，但非“反动”

，而且“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就是新旧更迭十分迅速。

一些本是虎虎有生气的人物、派别或思潮，曾几何时，便因落伍而黯然失色。

因此，评价他们，既不能以其前期掩盖后期，也不应以其后期而抹杀其前期。

科学的态度，是要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加以考察。

对于晚清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的历史地位的认知，也应当作如是观。

[1]这里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总汇》论定，但其实际停刊，当晚至1912年2、3月间。

因为，其最后一期即第82期封面标明，该期为1911年第8—13期合刊本，但是期载国学保存会《拟推广本会之志愿》一文，内有“满清退位，汉德中兴”

一句，按清室退位在1912年2月12日，可知其实际出版时间，当在1912年2、3月间。

[2]《古学汇刊略例》，载《国粹学报》，第82期。

[3]晚清著名革命文学团体，1909年由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等创于苏州。

但其酝酿始于1907年，柳亚子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冬天，薄游上海，偕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小饮酒楼，便孕育南社的精虫”

（《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第一批社员17人，其中列籍国学保存会者6人。

可见它主要是由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同人中衍生出的革命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