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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3页）

其后，为反抗袁氏独裁，宁调元在“二次革命”

中献出了生命。

迨袁世凯复辟帝制，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

，虽因此遭禁锢，“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

[16]。

惟刘师培附逆，参加了筹安会；但他不仅遭到了马叙伦、黄侃的当面怒斥[17]，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原《国粹学报》同人的一致谴责。

其中，黄节曾两次致书刘，责其解散筹安会：“夫倾复民国是为内乱，聚党开会，是为成谋，岂与米博士泛论国体、著书私言所可同语？仆以为斯义一出，动摇国体，招致祻败，心所谓危，愿因足下以告诸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

[18]。

黄节复将信的原稿寄上海老友黄宾虹，请他代为分致沪上各报刊登。

最后黄宾虹将节稿交柳亚子，发表在《南社丛刻》里了。

黄节革命气节尤为凛然。

张尔田在《蒹葭楼诗序》中说：“君既以诗鸣海内，居京师十年，穷且饿。

当项城称帝时，名士趋之若坑谷焉，而君独攸然南归。

又有浼之出者，亦坚卧不一应”

。

郑逸梅也称赞他“生平绝不与遗老唱和”

[19]。

他们既保持着共和革命者的气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与“复古”

、“反动”

者，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国粹派不都是落伍者。

辛亥后的晚清国粹派从总体上看是落伍了，但也要指出，他们中也仍有许多人在继续前进。

钱玄同原为典型的国粹论者，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固不必说；马叙伦曾积极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足见其并非反对新文化运动。

而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复出任北大教员会书记兼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自然说明更趋激进了[20]。

柳亚子最初对新文化运动抱有抵触情绪，但后来“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

。

1923年他所以要重组新南社，目的也在于为了适应新形势和加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柳亚子自己回忆说：“不过，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才可以参加这一个运动呢？于是就有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出来”

。

“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

[21]。

同时加入新南社的《国粹学报》同人，还有胡朴安、陈去病等人。

因此笼统说晚清国粹派带有沉重的“封建复古的铁枷”

，故“在政治上自然容易堕落为保守复古思想的支柱”

，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