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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2页）

长期以来，人们对梁启超、夏曾佑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新史学思想较为重视，但对革命派却注意不够。

事实上，后者中有不少人对新史学的创立，同样卓著功绩。

刘师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不仅同样揭出了“新史学”

的旗号，而且身体力行，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古政原论》、《周末学术史序》等许多著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师培的新史学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史家当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刘师培认为，中国史书纪事述制，明晰周详，“然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离合之端委，征之史册，缺焉未闻”

[94]，即无由阐明历史进化的规律。

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旧史家囿于传统的循环论的历史观。

他说：“中国前儒，推论世运，以为世界递迁，一治一乱，终始循环，周流不息。”

《易经》之义，言阴极则阳生；《春秋》之义，言乱极则治生；许慎说文解字，“亦曰亥终则复始一也”

，都无非在强调这一点。

但是，随着“进化学理日昌”

，此种循环论已被证明全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悉归无验矣”

[95]。

故史学欲通古今之变，助益群治，便不能不接受西学，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在刘师培看来，史家确立进化的历史观，还须打破两种传统观念：一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

“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

[96]，即以封建帝王为中心；而事实上，君由民立，人民才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主体。

因之，著新史当反其道而行之，着重考察群体进化的大势。

这主要有五：“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

具体讲，当突出中国历史上的以下重要事件：黄帝、唐尧、商汤、周武即位；周民逐厉王；周避犬戎东迁；古哲学家孔子生；秦始皇即帝位；陈涉起革命军；晋避五胡南迁；隋文帝一统南北；沙陀夷李克用入主中国，宋南迁；蒙古入主中原；满洲入关；洪秀全起义金田村；联军入北京[97]。

与此相应，新史书还必须改变依王朝更迭铺陈史实的传统体例，改用“西人新历史的体裁”

[98]，而以时代区先后，注重彰显历史进化的阶段性发展。

在《中国历史大略》中，他从民族主义出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代：上古（三皇五帝至周），“汉族增势的时代”

；中古（秦至唐），“汉族扩张的时代”

；近古（梁至明），“汉族衰弱的时代”

；近世（满清），“异族窃国时代”

。

[99]同时，刘师培还首倡以黄帝纪年。

这固有与康有为立宪派的孔子纪年相颉顽，以利排满宣传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打破人们的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观念。

所以他在《黄帝纪年说》中指出：“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

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而自破矣”

[100]。

二是打破封建的正统观念。

刘师培认为，旧史家一方面歌颂帝王、圣人，另一方面则极力贬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里体现的封建正统观念，与进化的历史观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