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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3页）

他特别指出，司马迁著《史记》，在做完《孔子世家》后，便做《陈涉世家》，人以为不伦，实则是为史家卓识。

他说：政治与教育是群治进化的两大要素，“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

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

所以陈涉共孔子，是个一样看重的”

[101]。

孔子、陈涉所以都值得史家立传，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为群体进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他称陈涉为“中国革命家”

，在作了《孔子传》后，更撰《陈涉传》。

同样，刘师培以为洪秀全的业绩不逊于朱元璋，但史官“一则崇之如帝天，一则目之为潜窃”

[102]，是一种可悲的历史偏见。

他称颂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都是民族“绝大的英雄”

，在《攘书》中特辟《帝洪篇》。

需要指出的是，刘师培对郑成功的评价尤具深意。

其时《浙江潮》、《江苏》等革命派刊物多刊有郑成功传，颂扬其反清业绩，但刘师培以为这些文章都未能说清“郑成功的特色”

。

他将之归结为六点：第一，“保种的功业”

，反清坚决而卓著功勋；第二，“辟地的功业”

，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

“中国到了现在，天天受白种的欺侮，没有一椿敢与他抗，仿佛白种的势力都非黄种所能及的。

他那里晓得二百年前还有一个战胜白种的大英雄呢”

；第三，“没有奴隶的性质”

，他的奋斗是为民族的，“不是为一姓的”

；第四，“实行家族的革命”

，与降敌的父亲决裂，破家族观念，“为民族尽力”

；第五，“晓得内政”

，开发台湾；第六，“晓得外交”

，联络日本。

[103]这里刘师培高度评价郑成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收复、开发台湾的丰功伟绩，其识见不仅超越了封建正统观念，而且超越了狭隘的排满宣传，表现出近代民族民主主义更为开阔的视野。

刘师培反对封建正统观念，在学术领域，便是反对儒学独尊，主张学术平等，即降孔子与诸子同列。

他写的《孔学真论》一文，就是将孔子视为先秦九流之一，并指出其儒家学说自身的不足。

由上可知，尽管囿于排满宣传，刘师培对中国历史进化大略的概括有失偏颇；但他强调新史家当摆脱循环论和封建传统观念，在进化的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和着意表彰为旧史家长期贬抑埋没的民族英雄人物，其视野、情感，即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无疑已与旧史家判然相异。

（二）强调史学方法论的更新

20世纪初年，随着社会学传入我国，近代西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渐为士人所熟知。

刘师培对西方社会学尤为关注，自谓“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

[104]。

因之，他颇多心得，以为中国新史家应借鉴西学，在方法论上也要有所更新，这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

1.加强史家的逻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