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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4页）

刘师培认为西方社会学所以能成为藏往察来的“精微之学”

，说到底，是得益于它有一套健全的逻辑思维方法：“大抵集人世之现象，求事物之总归，以静观而得其真，由统计而徵其实。

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播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变迁，究会通之理，以证宇宙所同然。”

[105]集诸多现象，由统计而徵其实，是为归纳法；执一以验百，则为演绎法。

他指出，这两种逻辑思维的方法，中国古代原本有之，例如，荀子所谓的“大共”

，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

，讲的就是社会学的归纳法；荀子所谓的“大别”

，阴阳家言“执一理以推万事”

，讲得的就是社会学的演绎法[106]。

但可惜，经久湮没无闻。

旧史家所以侈陈往迹而不明进化之理，除了囿于循环论的历史观外，还在于“史官不明社会学之故也”

，即不懂得逻辑思维的方法。

所以刘师培主张，欲治新史，史家不能不加强自己的逻辑思维训练。

例如，他在《拟编辑乡土志·序例》中论及如何编“风俗志”

时就曾指出：“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

[107]这里强调的便是归纳法的运用。

2.开阔视野，会通中外，运用比较研究法。

19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交通的日趋发达大大方便了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历史、文化、风习行综合的考察研究。

“社会学非常注意原始社会史和用比较法来研究无文字民族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108]。

刘师培显然理解了这一点，故他说：“今西人言社会学，非含世界全体研究之，则其法不成。”

[109]达尔文考察各地动植物，渺思穷想，求其会通之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征引众多史实，以证宇宙同然，无不是如此。

由是，他引出了重要的结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

，必须“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

。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的典籍和著作，“足补中史之遗”

[110]。

他在《重刊洪氏元史西北地附录释地序》中，就高度评价清廷驻法俄公使洪钧的著作有三大特色：“据西书佚事，以正史册之治讹；本大食之方言，训佉卢之文字，是曰正名；定声，其善三。”

[111]他还借助法人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源论》，探讨中国民族起源。

[112]虽然事实证明该书的“中国人种西来”

说，纯属杜撰，刘师培据为信史是一失误，但他积极借鉴外人研究成果的本意，还是可取的；二是在肯定人类历史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外比较研究有益于加深对中国历史现象的理解。

事实上，刘师培已在自觉地运用此种研究法。

例如，为说明洪荒之世，民智初开，故其观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而言词简单，与后世殊异，他举证说：西方学者告尔敦说，达马拉人数数，用左手撮右手指计算，故其数至五为止。

而中国文字也恰恰是“五”

字以下皆有古文，“六”

字以上皆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

此外，西方社会学指出，文明幼童与野蛮近，欲言赤色，则言金鱼；欲言黑色，则言薪炭。

而在中国古籍中，五色之字都有代名，如曰铁、曰墨，皆黑的代名；曰金、曰华，皆黄色的代名，“是古人不知离物言象之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