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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5页）

[113]。

刘师培的中外比较研究，当然还只是处在简单类比的层次上，但重要在于，它提示了史学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3.重视考古。

西方的考古学作为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20世纪初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

它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关注，但却非人人都能很快接受和理解的。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是肯定考古学，后又力斥其非，以为“以地质徵者，斯犹探汤而验虚实，刺血而质亲疏，愚者持以为证，非其证也”

[11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刘师培却始终高度重视其价值。

他甚至不无道理地断言：“以掘地术精，克致古初之造物，因古器以究古制”

[115]即考古学的发达，正是西方社会学赖以成立的又一重要原因。

刘师培认为，中国要发展新史学也应当重视考古。

“欲考古政”

，可有三种途径：一曰“书籍”

。

上古渺茫，但《世本》诸书去古未远，藉其“片言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

；二曰“文字”

。

造字始于苍颉，察其繁简衍变，也可“窥治化之浅深”

；三曰“器物”

。

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考古家珍为拱璧”

。

他对考古的理解不仅限于“洪积石层”

（考古发掘），是较为全面和正确的。

但他对其时中国尚无条件开展野外考古，深为惋惜，他说：“惜中国不知拙地之学，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

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涎之辞所能拟哉！”

[116]刘师培相信，中国上古史研究最终有赖于考古学的发展，这是很有远见的。

4.从地理角度研究古代学术史。

20世纪初年，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

论在中国风行一时。

它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无视其内部的因素，是非科学的外因论。

但它毕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其时，人们多以此解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刘师培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学以域分”

的命题，主张从地理与人文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

刘师培自己已开始作了初步尝试。

他指出，据西人那特轻的《政治学》诸书，山地之民坚忍不拔，有崇尚实际之风；泽国之民向慕虚无，常具活泼进取精神；学术也因之互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