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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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4页）

然而，“乃应之者寡，光汉郁郁不得意”

[168]。

是时，刘经济拮据，而端方正派人携巨金至东京收买党人，许以高官厚禄。

刘既已背弃革命宗旨，无政府主义空谈又前途暗淡，他最终接受何震及姻亲汪公权的怂恿，投向官场谋青紫，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刘富曾为撰《墓志铭》，叹息道：“侄得名太早，厥情无恒，好异矜奇，悁急近利”

[169]，是其酿成人生悲剧的原因；陈钟凡为撰《行述》，也谓“不能亡情爵秩，……遂入于坎陷”

[170]；都强调了刘的好名近利。

如果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后刘为荣华富贵，竟敢再度冒天下之大不韪，列名筹安会，就不难想见此人之无法忘情于功名利禄的劣根性是怎样的根深蒂固，而在革命艰难缔造时代，其由激烈而颓唐而变节，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刘师培变节与章太炎的关系是什么？

从关系破裂后两人的不同的行径看，刘的阴险卑劣与章的坦诚宽厚正成鲜明对照。

刘见替端方策反章既不可能，便企图搞臭后者。

他指使人伪造《炳麟启事》刊于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上，声言“立宪革命，两难成立”

，决意剃发出家。

而章于6月1日还致书经学大师孙诒让，请他以父执的身份劝解刘师培；10月，刘的《天义报》、《衡报》与《民报》同遭日本政府封禁。

11月，刘返上海，旋即将章托其向端方告贷的五封信由何震加注说明后摄影寄给黄兴诸人，意在进一步搞臭章并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混乱。

12月，因出卖党人张恭，刘的叛徒身份开始暴露，随后他即投入端方幕府。

1909年8月端方调任直督，刘师培的名字赫然列在上海报纸发表的随员名单中，其叛徒身份于是暴露无遗。

刘的公开叛变，尤其是他公布的五封信，使章在党内的纷争中处于极困难的地位。

但章于刘依然“深爱其学，时萦思念”

，故如上述是年仍移书诉说衷情，“并劝其归隐”

[182]。

然而，刘师培利欲熏心，纯情难以将其唤醒，他拒不作答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章一往情深：他依然怀抱着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的希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刘师培正随端方入川。

11月27日端方在资州被杀，刘也被当地军政分府拘留。

章太炎于是月16日甫从日本归上海。

他“不念旧恶”

，依然“甚思”

刘[183]，见后者下落不明，12月1日即在《民国报》上发表《宣言》，称：“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

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次年1月11日，复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出《求刘申叔通信》：“刘申叔学问渊博，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

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载绝学。

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

如身在地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25日，资州军政分府电大总统请示处置刘师培的办法。

2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大总统府分别复电，令其保护刘到南京教育部。

刘师培自觉无颜见故人，乃接受谢无量的聘请，主讲四川国学院兼任四川国学学校讲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