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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3页）

悲观的“俱分进化论”

，并最终主张超越无政府，径趋无人类无生物的寂灭之境，以求解脱；这说明，缘无政府主义与佛教的结合，章更误入了悲观厌世的迷津。

所以从1907年底到1908年初，他曾试图到印度出家。

黄侃说：“（章）见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

[159]。

毋庸讳言，章的悲观厌世本身也是表现为对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某种疏离。

章、刘交谊既以共同的革命宗旨为前提，二人对革命宗旨的疏离与背弃，便不能不将彼此交谊引向歧路。

这就是上述章太炎为到印度出家，竟托刘师培夫妇向端方告贷，而后者随即叛变。

其一，刘师培何以变节？

竹内善朔说：“这个曾经鼓吹过无政府主义的刘光汉，竟然会甘充端方的幕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事。”

[161]他对刘走两个极端深感惊讶。

实则刘表面上善变，而其内在的迷恋功名利禄的劣根性始终不变。

此种劣根性与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是导其走向反面的重要原因。

刘出身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19岁成举人，20岁得赴会试，本是个一心走猎取功名、光宗耀祖传统道路的人。

只因会试不第，复受革命风潮的裹挟，转而主张排满革命。

“光汉之性务名”

[162]。

刘师培易名“光汉”

，自称“激烈派第一人”

，表现得异常激烈，加之世传家学，他果然获得了“中国卢梭”

、“国学大师”

一类美名，“党人咸尊礼之”

[163]。

务名与好利是相通的，只是在清廷高压下，革命的“美名”

与实利一时尚难联结；但至东京进入同盟会总部之后，情况便不同了。

刘师培开始感到有朝一日革命成功，革命的“功名”

未尝不能换取利禄。

因之，甫至日本，他便不仅“平日欲运动成章，使为己用，以高其名”

[164]，而且积极为章太炎、张继等人因铃木久五郎助款事掀起的倒孙风潮推波助澜，并趁机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

他援引日人北一辉与和田三郎为本部干事，目的想自己当同盟会领导人[165]。

这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

“光汉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

[166]。

在夺权失败之后，刘师培转而鼓吹无政府主义也非偶然。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167]。

刘再次以激烈的面目出现不仅是为了替自己及妻何震扬名，也是为了另树一帜，谋个人势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