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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2页）

在章的主持下，《民报》及《民报》社实成为与上海的《国粹学报》及国学保存会遥相呼应的又一国粹宣传中心。

刘师培的到来为章助一臂之力。

此期刘在《民报》撰文共7篇，其中国粹研究文章5篇，占总数71%。

《民报》第14期实为国粹文专集，共刊文4篇，内容全然属国粹研究，章、刘各占了两篇。

同时，刘师培除了与章共同审定在日本发现的佚书《南疆逸史》外，还为章的得意之作《新方言》“分疏数十事”

[151]，并为之作序。

应当说，在此期最初一段时间，刘师培与章太炎在宣传排满革命与保存国粹上的合作，卓有成效。

就前者而言，所以汪东肯定他“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

[152]；就后者而言，“光汉时向太炎请益，学乃益进”

[153]，故时人“有二叔之目”

[154]。

二人的友谊自然也缘此得到了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1907年底便发生了章太炎托刘师培夫妇向端方告贷和后者叛变投敌的事件，二者的交谊也随之迅速破裂。

这一变故不是偶然的，其契机实肇端于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章、刘接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刘师培以其妻名义刊行《天义报》、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

等创办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团体的事实，已有许多专论，不作赘述。

这里要指出的是，刘师培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背弃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他说，政府为万恶之源，故推倒清政府后须“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

[155]。

任何主张新政府者，“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

[156]。

建立民国被斥为“以暴易暴”

，原先致力的排满革命的宣传，也被抛弃了：“不复言民族主义，自是遂废‘光汉’之名”

[157]。

刘另树一帜，完全站到了同盟会的对立面上去了。

章太炎不同于刘师培。

他不主张在推倒清廷之后，立即实行无政府，以为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它保证了章从根本上肯定现实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是，无政府主义无疑助长了章太炎宗派主义的消极情绪，他成为其时同盟会内部一再出现的“倒孙”

风潮的主要鼓**者，就反映了这一点。

当年身历其境的竹内善朔指出：“可以这样说，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使部分中国同志发生了内部纠纷。

这样看来，它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系分歧的情况大致相同。

思想的发展，使他们之间发生了裂痕，随着也带来了感情上的龃龉”

[158]。

但问题又不止于此。

章太炎从人性恶出发，提出所谓“善亦进化，恶亦进化”

、“乐亦进化，苦亦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