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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1页）

他甚至对章以楚音即夏音的见解，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他们各自的意见是否正确，可不置论；重要在于，这里表现了朋友间的坦诚。

钱玄同在评论此期章太炎致刘师培的书信时说：“此诸文中，或谈学问，或叙离阔，或述期望，或致推挹，读之可见二君彼时交谊之笃。”

[146]这是公允之论。

“苏报案”

发生后，刘师培曾赋《岁暮怀人》，表达对章太炎的怀念之情；无独有偶，章东渡后，也有一信致刘师培，倾诉其“独弦寡和，方更寂寞”

同样的思念。

他说，东汉大儒郑（众）贾（逵）同处明、章之世，不知彼此交往砌磋，良为悼恨；然而吾辈生当今日，却聚首无期，更为可哀：“子漱江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苇，竞无遇期，方之前哲，又益悲哀。”

[147]章将自己与刘师培比作郑众与贾逵，足见其对彼此交谊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唯其如此，不能不对迄今云水相隔而深感悲伤。

他不再满足于“神交”

，于是便向刘师培发出了东渡的邀请。

1907年2月，“应太炎之招”

，刘师培携妻何震东渡日本。

由是章、刘交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阔别3年之后，得于异国重逢，章太炎的快慰，不难想见。

他很快搬出《民报》社，与刘师培夫妇同住在麴田区饭田町。

刘的到来也确为章宣传排满革命和“保存国粹”

，平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章东渡后，《民报》从第6期起归其主编。

时《民报》与《新民丛报》间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梁启超托人调解，希望在章主持《民报》后能停止彼此的论战，但被拒绝。

不过章以为“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

，往后当“持论稍平”

[148]。

所谓“持论稍平”

，就是以经史立论，避免简单化的谩骂。

章文辞渊雅，由其主笔，《民报》在内地士人中影响大为扩展。

而于此，刘师培同样是里手。

他任《民报》撰述，连续发表了《普告汉人》、《辨满洲非中国臣民》等文，借经史倡排满，“极为海内外传诵”

[149]。

尤其是后文，系继汪精卫《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而作。

汪文论证稍疏，遭梁启超反驳；刘继撰是文，博征史籍，洋洋三万余言，影响独巨。

章看后称赞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150]

同时，章太炎力主用“国粹”

增进爱国精神，故宣传国粹也是其主持《民报》的重要原则。

章前后共编《民报》15期，发文总数160篇，其中属于国粹研究的文章57篇，占总数36%。

此外，从第6期至24期，章本人共撰文64篇，其中国粹研究文章34篇，占总数53%。

他复创办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艰难困苦，讲学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