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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0页）

入狱，1906年再出狱即东渡日本；而刘为逋逃计也避居外地；故在第一阶段，二者真正相处的时间甚暂，其交谊多限于书信往返的“神交”

。

从现存章致刘的七封信看，此种“神交”

主要表现为章以师友的身份时常从学术与政治上指导后者，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友谊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发展：

1.在治学方法上，提示刘师培不应满足于博览，当专精一家，尤其是昌大家传左氏学。

章说：“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

，“泛滥群籍，未若专精一家。

君以贾服古文，奕世载德，年力鼎盛，必当比辑成书，岂效雅存诂，率尔操觚，自衿博览而已”

[143]。

2.勉励刘师培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自任。

早在1903年，还在狱中的章太炎就曾致书刘师培，提出当效法日本，倡言“保存国粹”

[144]。

刘显然接受了他的意见。

1905年刘与邓实、黄节诸人共同发起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刊行《国粹学报》，二者的宗旨便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

。

刘和章一样成为公认的晚清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本身就说明刘不仅受章的影响，且为倡言“保存国粹”

投入了多么大的热情。

3.动员刘师培起而共同藉古文经反驳康有为立宪派的理论根据今文经，以助益排满革命。

章早年虽主古文，于今文也有所采获；但是，随着转向革命并日益清楚地看出了康有为诸人正是藉今文媚事清廷、反对革命，他便决心严今古壁垒，对后者发难。

1906年7月，他出狱后甫抵东京，便在留日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

，无非是“仰攀欧洲最浅陋的学说”

罢了[145]。

紧接着，8月后，复致书《国粹学报》主持人刘师培，对该刊1906年第7期刊登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文章，大谈“孔子改制”

和道不变皇帝也不可“绝于天壤”

，提出批评。

在信中，章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国粹学报》此后当专主古文，不取公羊家言；二是建议刘师培发挥家学，昌大《左氏》；三是决定将自著二万多言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随后抄寄该刊发表，相信足以破今文家谬说。

由是，他身先士卒，张大古文，力辟今文，壁垒日趋森严。

所以，是书实可以看做是章决定采取实际步骤向公羊家发难的宣言书。

章信登在该刊是年第12期上，它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刘师培及其同人接受章的意见，决心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反击今文经学的宣言书。

从同年9月第8期起，廖平等人的经说从此刊落了。

从第10期起，刘师培的《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汉代古文学辨诬》、《司马迁左传义序例》，以及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驳皮锡瑞三书》等著名长文，洒洒洋洋，接踵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一时实造成了全面反攻今文经学的浩大声势。

这场斗争与同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紧相配合，是国粹派以经学助益革命的一大贡献。

它由章发动，刘师培积极投身其中并成为前者最得力的助手。

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刘是怎样在章的引导下不断走向进步，而且也生动说明，二者交谊的双重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学术旨趣与革命目标的一致性间，又是怎样相通与密不可分的。

当然，强调章太炎对刘师培的影响和指导，并不排斥他们作为论学诤友，存在分歧与驳难。

例如，章虽高度评价刘的《太誓答问》条理明晰，但也指出断言墨、孟诸家所引皆出《太誓》下篇，值得商榷。

刘师培也独具见地，他支持章反击今文家言，但并不赞成章全然抹杀今文的见解，而坚持扬州学派的传统，主今古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