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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未成年人犯罪的国际立法现状（第6页）

这是因为，“被指控或确定触犯刑法的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权得到特别的对待，其方式应当符合儿童的尊严和价值，并能强化儿童对他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第17条第1款）

1990年《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也是与此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

该规则在第三章中，专门论述了“被逮捕或等待审判的少年的待遇”

，“在不得已采取预防性拘留的情况下，少年法院和调查机构应最优先给予最快捷方式处理此种案件，以保证尽可能缩短拘留时间。

应将未审讯的拘留者与已判罪的少年分隔开来。”

它还明确要求：“只应根据本《规则》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所规定原则和程序来剥夺少年的自由。

剥夺少年的自由应作为最后的一种处置手段，时间应尽可能短，并只限于特殊情况……同时不排除早日释放的可能性。”

其中，“审前羁押过程应尽可能辅以教育措施。

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尽可能不实行羁押”

（规则12）；“对未成年人的监禁必须在不同于成年人的场所执行，必须尽可能采取正式审判和徒刑以外的替代性措施。”

（规则13）

（五）对少年犯的改造目的

关于针对少年犯的改造目的，国际人权文件强调了这些少年重新做人的需要以及使其回归社会的改造目的。

《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要求：“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

，而“处理触犯刑法儿童的方式应在于促进他的尊严和价值感，目的是使他们重返社会”

。

[2]例如，“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促使遭受下述情况之害的儿童身心得以康复并重返社会；任何形式的忽视、剥削或凌辱虐待；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武装冲突。

此种康复和重返社会应在一种能促进儿童的健康、自尊和尊严的环境中进行”

（第39条）。

又如，缔约国还“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

。

（第40条第4款）而且，在区域性国际人权文件如《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中，也含有类似的条款与明确的规定。

正如该宪章第4条第3款所规定，“每个儿童在审判期间的待遇以及对因触犯刑法而定罪的每个儿童的处理，其中心目标是改造，使其重归家庭和社会。”

其他一般性的国际人权文件，如《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与《利雅得准则》等，均对少年司法目的的重要内容有所涉及。

其中，《北京规则》第5条规定：“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作出的任何反应均应与罪犯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

其目的之一在于增进少年的幸福，它既是少年法庭处理少年案件的着重点，也是刑事法院尽量减少对其惩罚性处分的原由；目的之二在于“相称原则”

，它要求法院对少年犯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予以全面的考量与公正的判断。

实质上，这一规则5要求的正是在任何少年违法和犯罪的案件中，法定机关均须作出公正的反应。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也与此相关，其中规则1是一般性的规定，“少年司法系统应维护少年的权利和安全，增进少年的身心福祉。”

相比之下，《利雅得准则》更着重于预防少年犯罪，它主要适用于立法机构，也要求司法机关必要时才对少年诉诸法律手段，以有效预防少年的犯罪行为。

[1]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2]“中国人权发展记录：《儿童权利公约》”

，载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zhuantireml，2009-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