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未成年人犯罪的国际立法现状（第5页）

的具体规定，与《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第92条的所涉内容在原则上确有相同之处。

这主要包括规则10中前两款规定：“一旦逮捕就应立即将少年犯被捕之事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如无法立即通知，即应在随后尽快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

；“法官或其他主管人员或主管机关应不加拖延地考虑释放问题。”

显然，这些关于未成年人司法的国际人权规范，同样有益于推动与促进对未成年嫌疑犯或者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切实保障。

（三）未成年人的刑罚种类

关于未成年人刑种的国际规范，主要体现在《儿童权利公约》与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决议之中。

其中，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行，不应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即关于未成年人的刑罚种类，在国际立法中排除了死刑与无期徒刑这两种刑罚的可能性。

而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未成年人决议，针对有关刑罚的种类与幅度，均作出了更多限制性规定。

关于刑罚种类，该项决议不仅排除了死刑与终身监禁，而且排斥与“禁止任何形式的终身监禁、肉刑、酷刑”

等相关的刑罚措施。

对于刑罚幅度，该项决议也明确限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可判处监禁刑的最高刑期。

具体来说，根据该决议第10条与第11条之规定，由于“死刑本身产生了与人权有关的某种严重问题，对犯罪时未成年的人不得判处死刑”

；同时，也对其“禁止任何形式的终身监禁、肉刑、酷刑或者其他任何不人道的待遇”

，且“监禁最长不超过十五年”

。

因为正如该决议第13条所规定，“徒刑作为一种例外的制裁措施，只可对严重的罪行宣判”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只能适用于已对品行作出仔细评估的未成年人”

，并且“必须严格限制徒刑的判处和徒刑的期限”

。

与排除性规范模式相反，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未成年人决议中存有更多的确认式条款。

关于制裁措施，该决议第3条确认了“对未成年罪犯应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如需要，亦可例外地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刑事制裁措施”

。

这是为教育和矫正未成年罪犯而采取措施的基本原则与一般规范，具体可根据未成年人年龄阶段的不同，对其适用相应的教育措施或者替代性制裁措施。

其中，根据该决议第4条至第6条之规定，“对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

仅适用“教育措施”

而非其他；对于14至18周岁与18至25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可选择适用“教育措施或者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

。

这里，未成年人的最大年龄为25周岁，其法律渊源在于该决议第5条的明确规定，“针对18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的特殊条款可以扩大到适用于25周岁以下的人。”

但无论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何种措施，该决议第15条都要求“最大限度地遵守均衡原则”

，若选择适用教育与保护措施，则根据该决议第14条之规定，“须符合与对其适用惩罚措施相同的要求和保障。”

（四）未成年人的特殊处遇

关于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的特别照顾，《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了区别对待与尽速判决等特殊制度，并强调其享有人道待遇与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之权利。

例如，缔约国确保“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同成人隔开，除非认为反之最有利于儿童，并有权通过信件和探访同家人保持联系，但特殊情况除外”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

。

又如，缔约国确保“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并应考虑到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

进而，1990年的《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重申了未成年人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之权利及对少年犯在关押场所的区别化制度之重要性。

根据该宪章第17条第2款之规定，此项权利广泛适用于所有未成年嫌疑犯或者犯罪人，而这里的区别化制度也仅限于儿童与成年人的分别关押，即分别关在不同的羁押或者监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