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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原则与量刑原则研究（第4页）

作为从宽处罚原则的具体内容，对未成年犯罪人不适用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刑罚是对这一特殊群体量刑的应有之义。

无论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在我国现有刑罚体系中都属于较重的刑罚。

从1979年刑法至今，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一直都是排除未成年人的，这体现了刑罚人道观，也与国际公约的要求相一致。

对于死缓来说，1997年刑法也明确了排除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因为死缓同样属于死刑，作为对“罪行极其严重”

的犯罪分子适用的刑罚，必须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都特别严重时才能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犯罪原因中占有重要地位，更何况其刑事责任能力还不完备，在主观恶性上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

因此，排除死刑的适用既是相称原则的体现，也是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原则的体现。

无期徒刑虽未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但长时间没有希望的自由刑会消磨未成年人的意志，不利于其再社会化。

况且，这样的刑罚设置无法体现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所以在未来的立法修改中，应该明确排除无期徒刑对未成年犯的适用，这也是从宽处罚原则的自然延伸。

在形形色色的个案中，法官要准确考察案件的全部情况，对未成年犯罪的最终量刑一定要比相似情节下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要轻。

最后，量刑中要贯彻未成年犯罪人利益优先原则。

未成年犯罪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在双向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尽管该原则看似对未成年人的利益进行了限制，但实际上它的出台正是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1]结合我国国情，鉴于我国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社会利益、公共权力之背景，我们需要在刑法的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2004年“人权”

概念入宪，国家对公民人权的重视已上升到基本法层面。

对未成年人来说，刑事责任能力的非完整性决定了对其适用刑罚更要考虑对其保障的一面，即坚持未成年犯罪人利益优先原则。

作为对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在冲突中优先照顾一方也是建立专门的少年刑法制度的基础。

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款以“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来考查对未成年罪犯的量刑，应该说正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

具体来说，对未成年犯罪刑罚的量定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综合权衡未成年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持一定的社会容忍度，向未成年人一方适度倾斜，即反映出轻刑化、非监禁化的趋势。

[1]赵秉志主编：《当代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296页。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3]闵春雷：《定罪概念及原则的刑事一体化思考》，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4]陈兴良：《本体刑法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2～357页。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3页。

[6]〖英〗H.L.A.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7]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2页。

[8]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9]莫洪宪：《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5期。

[10]周振想、林维：《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阴建峰、王玉涛：《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的贯彻为中心》，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