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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原则与量刑原则研究（第3页）

刑罚的功能不仅在报应，更在预防。

报应与预防的比例究竟该如何确定，英国学者哈特有经典的论述。

哈特认为，刑罚的一般正当目的是功利，报应对刑罚分配的正当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报应对刑罚分配的限制体现在对阻止无罪施罚和轻罪重罚，而并不排斥特定情况下的有罪不罚和重罪轻罚。

[6]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具体贯彻《刑法》第5条时，实际上是在不超出罪行程度的前提下，根据预防的必要性大小科处刑罚。

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是报应刑对刑罚的限制；与犯罪人的再犯罪可能性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

[7]在未成年犯罪的量刑中，报应与预防的权衡更加重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基本原则已暗含了对二者比例的处理方法，即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要注重挽救、教育的一面，刑罚本身不是目的，惩罚更不是主要的，对目的刑的考量要高于报应刑。

伴随着新社会防卫论的兴起，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人道化的刑罚改革运动。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看，刑罚正逐渐走向轻缓化。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通过严厉的刑罚特别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会使未成年犯更加远离社会，产生厌世情绪，不利于矫正目标的实现。

况且，未成年犯罪都有复杂的社会因素，将刑罚的所有痛苦后果都由未成年犯一人承担也不符合罪责自负原则的要求，更不符合刑罚的目的。

因此，对未成年犯罪人，在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过程中，要体现出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量刑特点。

有学者将我国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政策归纳为“非刑罚化、轻刑化”

，[8]这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在我国学界，关于对未成年人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的概括也是不统一的。

有三原则说，即罪刑相适应原则、从宽处罚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9]四原则说，即依法不适用死刑原则、从宽处罚的原则、特别审判程序原则、尽量适用缓刑原则等。

[10]这些原则的概括大都是对刑法规定的概括或是对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内容是合理的。

但是，对量刑原则的概括既要体现对未成年人量刑的特殊性，又要能够贯穿量刑始终，体现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的特点。

因此，区分层次，将量刑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相对应是科学归纳量刑实践必须掌握的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相称原则、从宽处罚原则、未成年犯罪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对未成年人量刑的基本原则。

在未成年人量刑中，首先要贯彻相称原则。

相称原则是《北京规则》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未成年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不仅要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还要与未成年人自身的情况和需要相称，与社会的需要相称。

可以说，相称原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的特别引申。

在《北京规则》的诸多原则规定中，相称原则被视为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立法条件千差万别的情况下，“能够确保有共同起点的实际可行的准则”

，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北京规则》提出：“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做出的反应均与犯罪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

具体而言，它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中，既要结合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性质、特点、轻重程度，又要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和改造难易程度，还有对社会的影响等各方面确定最终量定的刑罚。

相称原则的确立不仅是罚当其罪的要求，也是增进少年的幸福，实现少年司法目的的要求。

其次，从宽处罚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则。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基本原则要求对未成年人尽量使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如果动用刑罚，也要体现出与成年人犯罪的差别，从宽处理。

在刑法分则还不可能单独就每项犯罪都专门规定未成年人应适用多大刑罚的情况下，司法官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的自由裁量就非常重要。

正如上所述，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更关注刑罚的目的和实际执行的效果。

针对未成年犯的不同情况，看其有无再犯可能性、多长的刑期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守法公民，怎样处刑更有利于其重新回归社会是量刑的主要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