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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犯罪论（第2页）

本书所研究的未成年人犯罪是一法律概念，主要从狭义刑法角度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因此，主张以现行法规定和实践为依据，将未成年人犯罪一词中“未成年人”

的年龄范围界定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

[4]有的学者主张下限年龄应为6周岁，其主要理由是：适应犯罪向低龄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抓紧、抓小的共识；6岁孩子一般正式进入小学。

[5]这是基于犯罪学的视角，而提出的观点。

也有学者主张将未成年人下限年龄界定为12周岁，这主要是基于少年司法学理论而提出的观点。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未成年人”

与“少年”

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在涉及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犯罪或不良行为的刑事法语境中，宜使用少年一词。

其主要理由在于：（1）形成少年法学学科基本术语和基本范畴，构建少年法学专业；（2）保持历史的延续性；（3）较未成年人一词更为准确，也切合我国目前立法与刑事政策实际；（4）在刑事语境下使用少年一词，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共识性，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接受；（5）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

[6]这种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接受。

除非特别说明，本书所使用的未成年人犯罪一词与少年犯罪一词含义相同。

犯罪有所谓形式意义上的犯罪和实质意义上的犯罪之分。

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根据行为的客观侵害性界定犯罪，而不论行为人是年幼者还是精神病人。

至于侵害的客体，则有社会秩序说、社会关系说、法益说等不同的观点。

例如大塚仁认为，“犯罪（Verbre；Delikt；crime），在实质意义上，是指广为侵害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人的行为，不问是年幼者的行为还是精神病者的行为。”

[7]形式意义上的犯罪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场界定犯罪，只有违反了刑法法规，被评价为可罚的社会危害行为才被认为是犯罪，由于年幼者和精神病人在主观上被推定无罪过，因而他们不认为是犯罪主体。

少年刑法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应当基于侧重主观主义的立场进行界定，这也是各国少年刑法的普遍性做法。

由于少年被推定为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或者具备不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对于主观方面的侧重，必然把大多数未成年人排除于刑事犯罪主体之外，而“无犯罪则无刑罚”

，这既是实质正义的要求，也体现了少年刑法的保护主义理念。

各国少年刑法一般以年龄作为标准来推定未成年人责任能力的有无及其程度，这是一种可操作性的法律拟制，但也有少数国家在坚持以年龄推断主观责任能力的同时，辅以对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实际判断，[8]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主观主义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根据这一规定，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以及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并且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严重社会危害性”

、“刑事违法性”

和“刑罚当罚性”

。

[9]这是一种综合犯罪的实质内涵[10]与法律形式的犯罪概念，也是一种侧重客观主义的犯罪概念。

我国尚缺乏独立的少年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只能以普通刑法为依据。

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同样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三个基本特征，但是少年刑法上的犯罪概念，应当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概念的独立品性：（1）主体特殊性。

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必须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所实施的行为，是未成年人犯罪区别于普通犯罪的最关键一点。

（2）严重社会危害性。

这是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普通犯罪行为共同的本质性特征，严重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已经造成实际损害和有造成损害现实危险两个方面。

（3）刑事违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