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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第3页）

未成年人对行为的性质、后果以及危害等因素并没有明晰的认识，不能立足于个人与社会、家庭以及他人之合理关系的角度对自己犯罪意图予以分析和反省，往往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外界**而实施危害行为，在主观上并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危害行为对抗社会，借危害社会的行为获取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资源。

其次，未成年人在主观上通常没有实施危害行为的坚定犯罪意志。

因为生理、心理以及智力尚处于发育的阶段，未成年人对自己不符合社会常规的行为并没有足够的抵制力，相反，在外界的刺激或者他人的不当**下，其反而容易产生冲动，或者对自己内心的欲望不易压制，可能产生犯罪的决意并一意孤行，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完全否认未成年人对自己犯罪行为仍有控制力；未成年人犯罪意志的产生往往有冲动性，这也意味着其犯罪意志并不坚定而容易动摇。

总之，未成年人既能够控制自己实施危害行为，使得行为朝着自己意图的方向发展，又能够控制自己不去实施犯罪，从犯罪的心理中脱离出来。

这才是其行为意志的全部内容。

最后，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在犯罪后经教育具备较小的再犯可能性。

刑事处罚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但其不仅仅具有制裁的功能，还具有教育、改造犯罪等功能。

即便根据《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也并不能改变对犯罪之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的严厉性质。

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犯罪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刑事处罚的严厉性，从而对刑事法律形成非常直观的感性认识，在内心确立不再触犯刑事法律的守法观念。

而且，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也会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得未成年人在未来的生活中合理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正确对待个人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犯罪来实现个人意愿。

2.人身危险性改变或者消除的容易性

未成年人的心智不成熟，是其容易实施犯罪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完全是不利因素，因为未成年人在理解被教育内容的情况下并非一味地抗拒司法机关、家庭或者其他社会机构向其灌输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时，其人身危险性容易改变或者消除。

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考察。

第一，通过教育，未成年人能够全面地认识行为的性质、危害，正确地分析实施危害行为对自身的不利影响。

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在很多时候或者是因为对危害行为没有全面的认识，或者是因为不能评价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对自己成长和发展的阻碍作用。

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依法按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予以定罪量刑以及执行刑罚，不仅对其危害行为进行否定和制裁，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教育，指出了正确的行为模式，促使其按照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模式。

更重要的是，刑罚执行活动本身对未成年人的正常学习生活形成了不利的影响，使未成年人感受到了正常学习生活被打断的痛苦，从而通过直观的对比从内心否定过去的犯罪意图，在未来自觉地避免用危害社会的行为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实现自己的意愿，从而通过特别的方式完成对正确行为的学习过程。

第二，通过教育，未成年人能加强对冲动和不当欲望的自我克制力，在犯罪意图产生时不产生或者消除已经产生的犯罪决意，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向犯罪的方向演变。

未成年人容易在内心欲望或者外界引诱、刺激下产生犯罪的决意，且往往不能在犯罪决意产生时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而做出正确的抉择。

但是，未成年人的意志力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在对其加强教育并适当引导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能自觉地加强对自己不良行为的控制力，提高对外界不良刺激或者**的抵制力。

而且，未成年人在通过接受国家依法制裁而特别地“体验”

刑事制裁之后，在以后不再对国家的刑事处罚产生侥幸心理，而是得出“有罪必受罚、受罚必痛苦”

的结论，从而确立并强化避罪的心理，在以后生活中否定或者消除自己的具体犯罪决意。

第三，犯罪的未成年人比犯罪的成年人在反社会性质上要弱一些。

未成年人之所以实施犯罪，大多是涉世不深，没有认识到犯罪对他人以及自身的严重危害，但他们并不是借此来对抗社会正常秩序。

在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追究时，未成年人基本上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错，认识到改过自新的必要性，并不想一意孤行，毁掉自己未来一生的正常生活。

因而未成年的犯罪人在反社会的性质上要比成年的犯罪人更弱一些。

[1]冯云翔、娄鸿雁：《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3]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4]同上书，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