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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故意研究（第2页）

的判断。

总体而言，对未成年人犯罪故意中“明知”

的判断，需要着重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未成年人明知的程度

如前所述，故意中的明知程度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程度方面。

当然，可能性表示的仅仅是一种概率，它可以是100%的概率，也可以是0.1%的概率。

不同的概率只表明可能性大小的不同，但对可能性达到多大才能成立犯罪故意中的明知，当前我国刑法并无明确规定。

而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似乎只要预见到自己行为有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性，都可成立明知，而无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程度的要求。

但是，由于认识能力的不同，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对自己行为危害后果的预见上，会存在程度的差异。

如成年人能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的场合，未成年人可能只能预见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成年人能明知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的场合，未成年人可能只能预见到结果发生的低度盖然性，甚至还有可能是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结合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及环境对未成年人认知的影响程度，笔者以为，未成年人明知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以未成年人预见其行为有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现实可能性为必要。

第一，明知的程度对行为人的意志水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成年人故意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的高认知水平为基础。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三个心理过程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其中，情绪情感因素在人的心理过程中同时具有一定的伴随性，它既可能伴随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存在又可能伴随人们的意志而存在。

即人们的情绪情感，如愤怒、喜爱、高兴等情绪情感既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伴随人们的认识过程和意志过程而存在。

同理，在罪过的心理结构中，人们在认知某一行为及其所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时会有一定的情绪情感，同时人们在追求某一行为结果的意志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情绪情感。

在实际的心理过程中，由于情绪情感本身具有一定的动力性，会进一步驱动人们的认识、意志过程。

因此，在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行为人在认知危害结果过程中产生的情绪情感会进一步驱动人们的意志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情绪情感成为了认知和意志过程中的动力中介。

当然，认知过程中情绪情感的产生与人们的认知程度是相关的，越明确清楚的认知越容易激发强烈的情绪情感，进而影响人们的意志水平。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行为人要对其行为危害结果的发生形成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进而成立犯罪故意，就必须有对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的认知，否则未成年人难以形成一定的情绪情感驱动进而强化其希望或者放任的犯罪意志。

据此，对未成年人故意的成立而言，考虑到以情绪情感为中介的认知对意志的影响，也应当要求未成年人认知水平达到预见其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若以低程度的认知成立罪过中的明知，将导致不合理的结果。

如前所述，关于可能性的程度，既可以高达100%的可能性（即必然性），也可以低至0.1%的可能性。

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发生可能性在5%以下属于小概率事件，在统计学上是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形。

而从现实的情形看，行为人对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危害结果的预见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畏惧感，甚至无法形成一种明确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未成年人还是对成年人而言，如果仅仅因为行为人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对危害结果有畏惧感进而放任结果发生而成立犯罪故意，则显然是不合理的。

特别是随着我国一些高风险行业的发展，如汽车业、体育竞技业，从事这些行业的行为人，其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以此可以认定行为人成立犯罪的明知，则意味着只要出现了危害结果，行为人就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故意责任或者过失责任）。

这显然不利于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合理的。

第三，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要求其明知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目的推动下，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制定的各种方针、原则、策略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

[3]我国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第38条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再次作了类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