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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行为（第2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的解答》明确指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不过，尽管如此，法工委的这一答复并没有平息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可能是一个有意的错误诠释。”

[4]

2.“罪名说”

与“犯罪行为说”

的殊途同归

实际上，尽管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如果我们对此作更进一步的深究，我们会发现，它们对很多问题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从表面上看，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

持罪名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刑法这一款规定的是罪名，因此即便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等行为，只要其没有触犯这一罪名，也不应负刑事责任。

以绑架杀人为例，持罪名说的学者就认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绑架罪。

但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的规定不包括绑架罪，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5]而犯罪行为说的学者就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的故意杀人泛指一种犯罪行为，而不是特指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这一具体罪名”

，“如果将其理解为仅限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而不包括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行为，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故意杀人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绑架杀人、劫持航空器杀人等不负刑事责任，这显然有悖立法本意。”

[6]

从这个角度看，与犯罪行为说相比，似乎罪名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犯罪范围的理解明显要小。

按照罪名说的观点，似乎第17条第2款8个犯罪对应的罪名条款之外的所有规定都不属于第17条第2款的犯罪范围。

如果作这种理解，则罪名说肯定会使得第17条第2款在适用上裹足不前。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理解，从深层来看，结论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很多持罪名说的学者也认为应当追究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绑架杀人行为的刑事责任，并批评否定入罪的观点“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方法上有缺陷”

，“逻辑推理有问题”

。

[7]

实际上，从深层的角度考虑，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中的8个犯罪，无论是罪名也罢，罪行也罢，其最终得出的结论很多都应该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之间的分歧应该并不明显。

第一，罪名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致性。

罪名与具体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罪名就是“对具体犯罪本质的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

[8]，而对于很多犯罪来说，行为就是其主要特征，在第17条第2款中也是如此。

这之中的8个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基本上都是以行为作为主要特征的。

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这8个行为，自然也就触犯了相关的罪名，而不论行为人的这一行为是独立的，还是和其他行为结合在一起。

以绑架杀人为例，只要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了被绑架人，他就触犯了故意杀人罪这一罪名，剩下的只是故意杀人罪和绑架罪之间的最后处理问题。

在**被拐卖的妇女的行为之中也是如此，只要行为人的这一行为是既构成强奸罪又构成拐卖妇女罪，不同的也只是最后的处理问题。

而从罪名的角度看，由于《刑法》第17条第2款中没有规定绑架与拐卖妇女的罪名与罪行，因此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

可见，《刑法》第17条第2款的8个犯罪中，罪名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行为人实施了某一犯罪行为与触犯某一罪名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所以无论将其视为罪名还是犯罪行为，都不会影响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评价。

持罪名说的学者否定诸如绑架杀人行为“入罪”

实际上是对罪名作了不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