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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结果（第3页）

如前所述，危害结果反映的是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

因此，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结果的评价中，需要考察危害结果所反映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并结合未成年人因素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综合评价。

一般而言，危害结果和未成年人因素的结合，其评价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危害结果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刚刚达到定罪标准，这时可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这一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作非犯罪化或者非刑罚化处理；二是危害结果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刚刚达到加重犯罪构成的标准，这时应充分发挥未成年人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降格处理，积极予以轻刑化处理；三是危害结果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足以达到基本犯罪构成或者加重犯罪构成的标准，这时也应充分发挥未成年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或者轻刑化处理。

总体而言，危害结果作为独立的犯罪评价因素，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主要作用是确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基准，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未成年人这一法定从宽因素，以决定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作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还是作轻刑化处理。

第二，危害结果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因素的综合评价。

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评价因素多是综合性的，包括了危害结果、行为对象、行为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自首、坦白、初犯等各种因素。

不过，总体而言，根据各种因素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影响未成年人犯罪评价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另一类是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因素。

按照这种分类，危害结果反映的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属于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素。

与此同时，根据相关评价因素作用的方向不同，可以将未成年人犯罪的评价因素分为对犯罪予以从宽评价的因素和对犯罪予以从严评价的因素。

为了更好地评价未成年人犯罪中相关因素，对包括危害结果在内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罪质和罪量的因素应当予以综合评价。

在评价规则上，则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包括危害结果在内的因素进行分类，明确哪些是法定因素，哪些是酌定因素。

一般而言，法定因素的评价程度要高于酌定因素。

第二，在区分法定因素与酌定因素的基础上，分清楚哪些是定罪情节，哪些是量刑情节；哪些是从宽情节，哪些是从严情节。

第三，在评价的规则上，应当首先考虑法定的定罪情节，如是否达到法定的定罪数额、情节标准；其次再考虑酌定的定罪情节，如社会危害程度是否严重；再次则考虑法定的量刑情节，如是否成立自首；最后才考虑酌定量刑情节。

第四，在同时存在从宽情节和从严情节的场合，要根据法定情节优先，综合考虑各种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

不过，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对于危害结果的评价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分清楚危害结果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性质，即究竟是属于法定情节还是酌定情节，是属于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二是要考虑危害结果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即究竟是从宽情节还是从严情节。

在厘清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然后再按照法定定罪情节、酌定定罪情节、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则进行评价。

不过，考虑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中未成年人因素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危害结果的评价，应当从宽。

总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方面因素，应当综合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刑罚目的等各个方面，合理确定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范围，正确评价危害结果、行为方式等客观方面因素，以准确地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3]②蒋建峰：《西方非犯罪化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4]②孙国祥：《论非刑罚化的理论基础及其途径》，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