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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裁量制度研究（第7页）

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以来执行的一项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改造、教育罪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确定坦白从宽处罚的制度，坦白从宽处罚主要规定在司法文件中。

例如，1984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中指出：“对于罪犯确能坦白其罪行的，依照刑法第57条的规定，视坦白程度，可以从宽处罚。”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指出：“被采取强制后坦白全部罪行……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在1997年刑法修订的时候，学界就呼吁在刑法上增设坦白制度，并提出了较为充分的理由：（1）增设坦白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2）增设坦白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清犯罪事实，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3）增设坦白制度，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4）坦白从宽处罚制度，可见于某些其他国家刑法的规定，有国外刑事立法例可资借鉴。

（5）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刑事立法及现行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坦白从宽制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13]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只是健全完善了自首、立功制度，对自首或立功的犯罪人给予了更大的从宽幅度，但并没有增设坦白制度，坦白仍是一个酌定从轻情节。

同时，由于1997年《刑法》修改了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对坦白这一情节，已实际上不能比照自首、立功酌定减轻处罚。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新刑法中，在自首、立功情节对量刑的意义加重的情况下，坦白作为量刑情节的意义相对减轻，这造成了量刑情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在那些具有量刑意义的认罪情节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过渡，对司法实践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

坦白从宽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坦白从宽经常成为侦查人员诱供的工具。

一些侦查人员为了尽快破案，以坦白从宽为由，诱骗犯罪嫌疑人招供，而实际上，由于坦白从宽只是一个酌定情节，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从宽承诺往往无法兑现。

另一方面，作为酌定情节，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对待坦白的态度往往不一致。

这就容易造成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对坦白情节处理的脱节，进而削弱司法权威。

毕竟在审判中，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坦白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十分有限。

[14]由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的悖论。

在刑法上增设坦白从宽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首次将坦白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设立了坦白从宽制度。

2.未成年人坦白的构成要件

关于坦白的定义，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不同表述。

在界定坦白的定义时，既要准确反映坦白的本质，又必须在现行立法范围之内。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未成年人构成坦白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犯罪人必须是被动归案。

尽管《刑法修正案（八）》没有明文规定坦白的前提是被动归案，但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可以得出该结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

这样的表述说明了坦白不是自首。

“自动投案”

是构成一般自首的必备条件。

因此可以推导出：构成坦白不能是“自动投案”

，只能是被动归案。

所谓被动归案，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归案，包括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实施的抓捕；二是被司法机关传唤到案；三是被群众扭送归案，包括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移送到司法机关。

（2）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被动归案的特征也决定了犯罪人只能向司法机关作出“如实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