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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减刑制度研究（第2页）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之所以对未成年人减刑从宽，是因为从心理特征看，未成年人处在一个心理因素极不稳定、又有极强的依赖和对抗心理的矛盾统一体中；从犯罪的原因及其责任基础看，未成年人作为尚未成熟的社会成员，引起其犯罪形成的社会责任远远大于其个人因素，因此社会亦应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特别的司法关注和救助，尤其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执行制度，实现法律对未成年犯人的教育、感化、挽救，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世界性趋势要求。

因此，对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应当坚持从宽原则。

但随着这些人年龄的增长，在跨入成年期后，就不再具备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条件，因而也就不宜适用减刑从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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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在服刑期间已成年的犯罪人，只要犯罪时未成年，减刑时仍然应当坚持从宽原则。

本书坚持后一种观点，理由是：第一，服刑期间已成年的犯罪人，其服刑理由仍然是其未成年时所犯的罪行，而从宽处罚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处罚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它不但应当体现在量刑中，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刑罚执行过程中。

而且，由于这些人犯罪时尚未成年，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相对较弱，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也不大，因此这部分人也比较容易改造，应当将其与犯罪时已成年的犯罪人区别对待。

第二，从实际情况看，未成年犯罪人在服刑过程中多数会变成成年人，如果对已经成年的犯罪人不再采取从宽政策，必然会限制未成年人减刑从宽处罚原则的适用，从而使这项原则在一定程度流于形式。

第三，从刑罚效果来看，对于这部分人，如果不满18周岁时采取减刑从宽处罚原则，而一旦年满18周岁，则不予从宽，这样势必会影响已满18周岁犯罪人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也体现了对这部分人的减刑从宽原则。

比如，前述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发布的《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这一规定强调的是对“犯罪时未成年”

的犯罪人减刑可以从宽，而不管其服刑期间是否已经成年。

2006年1月11日发布的《司法解释》第18条更是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因此，只要行为人犯罪时是未成年人，服刑期间不论是否成年，在适用减刑时，都应当坚持从宽原则。

四、我国未成年人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一）我国未成年人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减刑从宽的原则，但我国未成年人减刑制度还是存在许多问题。

比较突出的问题有：

1.未成年人减刑的最低限度没有体现从宽原则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人减刑坚持从宽原则，但由于经《刑法修正案（八）》修订的《刑法》明确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而这一规定并没有区分未成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因此，未成年犯罪人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之后，最少应该执行的刑期与成年犯罪人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从减刑的最低限度来看，我国刑法并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从宽原则。

2.未成年人减刑的起始、间隔时间以及减刑幅度缺乏明确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5月20日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犯罪人减刑的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最新的2006年1月11日司法解释只是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对于放宽的具体标准则没有明确规定。

放宽的标准不确定，既可能导致司法机关滥用这一权力，也可能会造成各地放宽尺度的不统一，不利于未成年人减刑从宽原则的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