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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立法的不足（第7页）

因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了与成年人犯罪一样的制裁体系，同时也没有非刑罚措施优于刑罚的规定，而且非刑罚措施单一。

[10]这些不足将无法体现未成年犯罪群体的特殊性。

为增强处罚的针对性，结合联合国文件的精神，借鉴域外立法，我国在刑法中应确立保护优先主义，对未成年人首先考虑科处教育处分或其他的非刑罚措施。

同时应逐渐建立起我国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并尝试增设一些新的措施，如担保释放、监管令、社区服务等，便于对犯下轻微罪行的未成年犯罪人使用。

第八，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并不彻底，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

前科消灭是指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

[11]很多国家在立法中已专门规定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

如《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或刑罚被免除后，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的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

亦可经检察官申请，或者被判刑人在申请时尚未成年，经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

该法第100条规定：被科处两年以下少年刑罚，因刑罚或其余刑在缓刑届满后消灭的，法官应宣布前科记录视为已消除。

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对未成年犯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免除其上学、就业、参军等的忧虑，避免了社会群体的歧视，真正促使其“重新做人”

。

但在实践中，一些公众担心，如果彻底消灭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将使未成年人以前的身份信息处于不确定状态，并进而可能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潜在影响，无法有效防止再犯的发生。

这种观点仍然只站在了防卫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缺乏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

《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但“不报告”

并不等于“消灭”

，原有的记录仍然存在，更何况这一免除还有刑期限制。

为了贯彻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的理念，在制度设计方面，刑法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点，应在我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前科消灭制度。

除此以外，刑法中关于社区矫正的规定也要特别考虑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做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2]李希慧、刘伟丽：《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建议》，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

[3]赵秉志、袁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3期。

[4]林亚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5]赵秉志：《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6]郭晶、顾晓军：《未成年人犯罪视野下对量刑问题的再认识》，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4期。

[7]张远煌：《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现行刑罚制度的缺陷》，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

[8]李希慧：《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9]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111页。

[10]刘凌梅：《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1期。

[11]彭新林：《前科消灭的概念探究》，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2008年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