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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立法的不足（第6页）

第六，在减刑、假释等方面没有对未成年犯罪人放宽条件。

这次《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在缓刑的条件方面对未成年犯罪人予以明确从宽对待，但在减刑、假释方面仍凸显成人刑法本位的思想，没有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减刑的条件这次没有被修改，考虑到生刑与死刑的衔接问题，本次修正总体上增加了犯罪人有期徒刑实际执行的刑期。

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成年人犯了特定的罪，被判处了较高的刑期，实际执行的刑期也会增加。

未成年人具有易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如果将未成年犯罪人判处较高刑期且难以减刑，那么，就会使未成年人感到自己的刑期漫长，前途渺茫，从而丧失希望和目标，不仅不会好好地改造，反而会破罐破摔，变本加厉地抗拒改造。

另外，监狱和其他服刑场所原本就是一个“大染缸”

，未成年犯罪人在这些场所待的时间过长，会使他们深受不良影响，难以正常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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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释来说，本次修正也普遍延长了重刑犯的执行刑期，增加的限制性规定更进一步排除了假释对一些犯罪人的适用。

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将没有机会适用假释。

从严对待恶性犯罪在我国当下的社会中具有必要性，但如果未成年人犯上述几类犯罪，并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罚，则也彻底无法被假释，这不符合未成年人可塑性强、易变化的特点。

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设计也需要反映出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征，显示出宽缓化的一面。

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第1号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

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该条规定确立了未成年犯与成年罪犯相区别的减刑、假释适用办法，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是应当提倡的。

但是，这样的规定尚未进入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规范化。

第七，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适用的非刑罚方法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关于非刑罚处理办法或关于保安处分制度专章的规定，已有的非刑罚处理手段也是非常简略的，更不用说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规定专门的非刑罚方法了。

而在国外，许多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建立了独立的刑事制裁体系，即从成年犯罪中独立出来，用教育代替惩罚，用保护处分代替刑事处分。

如2003年修订的《瑞士联邦刑法》第4章第2节对未成年人犯罪首先考虑科处教育处分或特殊治疗，只有在既不需要科处教育处也不需要特殊治疗的，审判机关才可给予其指示劳动或命令其从事劳动，或科处其罚金刑，或将其禁锢1天以上1年以下。

《越南刑法》第10章规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是本着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健康成长，以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公民为宗旨，对其适用刑罚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之，在审判过程中，如发现没有必要对该未成年人处以刑罚，可适用带有教育、预防性的司法措施。

1998年修正的《德国少年法院法》第5条规定：少年实施犯罪行为的，可命令教育处分。

教育处分不能奏效的，科处惩戒措施或少年刑罚。

此外，国外为促进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有一些较成熟的非刑罚执行方法：（1）善行保证，对于不需要判处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法院责令其监护人提供一定数额的金钱作担保，如果因违反规定再次受到治安拘留以上的处理，担保金予以没收。

（2）日处遇项目，是指让犯罪的未成年人白天到社区的一个特定场所参加矫正项目，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有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使他们重新树立勇气和自尊心。

（3）小组之家，是指为轻微的犯罪未成年人提供的以小组为单位的，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提供照料和帮助的场所。

这是一种有利于未成年人逐步形成正常的人际关系，提高个人形象以及能促使其积极转化的项目。

（4）争取生存项目，它是通过环境的教育和野外训练为犯罪未成年人提供一个争取成功的机会，能够完成这些教育和训练的未成年人会对自己有一个较好的自我感觉。

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其重塑自我形象，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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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国，教育措施只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一项司法原则，在刑事立法上缺乏相应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