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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刑罚论（第5页）

所谓龀者，毁齿也，即指换牙。

男孩八岁，女孩七岁，达此年龄以上，如果犯了国罪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我国封建制时代，各代刑法也大都有类似恤幼、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照顾的规定。

比如战国时代魏国的《法经》记有：“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

《汉律》则规定：“八岁以下……当鞠系者，颂系之”

，“年未满七岁，贼斗杀合肥市犯殊死者，上清延尉以闻，得减死”

。

《北魏律》也规定：“年四十以下，降罪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

南北朝时《南朝梁刑法志》也记有：“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奴。”

至集封建社会法典之大成的《唐律》有“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者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的明确规定。

明朝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理基本上与唐朝相同，但对于不罚者如“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

。

即对于“教令者”

（类似现在的教唆犯），一经查实，则严惩不贷。

清末《大清新刑律》规定：“凡未满十六岁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感化教育。”

（见《大清新刑律》十一章“沿等”

）《中华民国刑法》则规定：“未满十四岁人之行为，不罚。”

“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

沈家本在《大清新刑律》编辑宗旨的奏折中也曾经有“夫刑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罚之主体”

的立法思想阐述。

[3]但纵观中国刑事立法的发展历史，首开对于18岁以下之未成年人犯罪不得判处死刑之立法先河的当属1935年的中华民国新刑法。

该刑法第63条规定：“未满十八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

不过遗憾的是，1935年刑法原本规定未满18岁者一律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但是此修正案的规定受到吴经雄的反对，他提出如杀直系血亲尊亲属应不在此限制的范围。

这一反对意见得到程中行、刘克俊等人的赞同，他们提出了国外（如日本）有立法例、未满18岁的人杀直系尊亲属恐无法感化等立法理由。

吴经雄提案在交付表决后得到多数立法委员的赞同并获得通过。

结果，1935年刑法留下了未满18岁未成年人如果杀直系尊亲属可判死刑的例外性规定，这不可谓是中国废除未成年犯死刑进程中的一大遗憾。

[4]

由此可见，我国历朝各代都有着对违法青少年的刑事责任的律法规定。

在现代，法学已经成为属于获得长远发展的独立学科，立法和司法经验也已经积淀起来，借此我们需要从更为宽阔的视角更加全面地考虑，基于更加成熟的理念，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研究和改革开辟更为广袤的空间。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7页。

[2]〖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6、925页。

[4]赵秉志、姚建龙：《废除死刑之门——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及其在中国的确立与延伸》，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