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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第2页）

在2000年之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虽然增长速度不快，但未成年人犯罪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据统计，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总数分别为42033人、33392人、33399人、32408人、38388人、35832人、40220人、30446人、33612人、40014人、41709人，分别占当年总犯罪人数的7.72%、6.58%、6.77%、7.20%、7.04%、6.59%、6.04%、5.78%、6.36%、6.64%、6.65%，未成年人犯罪率分别为（万分之）4.65、4.21、4.34、4.25、5.17、4.63、4.64、4.02、4.24、4.97、5.14。

[8]2000年之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4年，在全国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14.18%的幅度逐年上升。

[9]2004年，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判处未成年人罪犯就达70086人，比前一年上升19.1%，[10]2005年全国未成年罪犯为82692人，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2574人，2006年与2003年相比，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数增长了32.66%。

而且分析表明，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同期成年人犯罪的增长幅度。

[11]未成年犯罪在继续增高的同时，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犯罪年龄进一步低龄化；严重暴力犯罪、恶性犯罪增多，出现故意伤害、**、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犯罪手段常常具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作案不计后果，恶性犯罪案件增多，导致社会危害性加大；作案方式日趋成人化、智能化，犯罪手段出现了由简单化、随意化向成人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大多作案前有预谋，对作案时间、地点、犯罪对象、犯罪分工等都有比较周密策划，作案手段隐蔽，有的还利用网络、手机等先进通讯工具进行犯罪；团伙犯罪增多；出现性动机犯罪案件；网络在诱发未成年人犯罪要素中的权重加大，等等。

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态势迫使各国不得不动用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刑罚来加以抗制。

虽然未成年人非刑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但对未成年人保留刑罚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特别在我国，由于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罚措施需要成熟的社会环境，比如健全的法制，完善的未成年人矫正制度，失业、失学问题的妥善解决，完善的未成年人保障制度，等等，而我国这样的环境并不完全具备，因此，在我国，面对不断增长的并且日趋暴力化、智能化、成人化的未成人犯罪，刑罚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刑罚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性

很多人认为，未成年人是非理性的，或理性程度较低，所以未成年人在面对**时，更容易被欲望、**俘虏。

他们在做出行为时，常常不会像成人那样深思熟虑，也不会如“经济人”

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去计算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从而选择最佳的行为方案。

未成年人的行为常常是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对规则——形式的把握，不如说是平日生活习惯的积累，这可以从未成年人的日常行为中得到证明。

所以，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是最为重要的，法律倒是其次的力量。

[12]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未成年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并不会去考虑可能受到刑罚处罚，所以刑罚对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遏制力量。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必完全正确。

（1）刑罚在理论上是能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

刑罚预防犯罪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刑罚是给人带来痛苦的惩罚；二是人是趋乐避苦的理性动物。

在这两个前提下，国家创制刑罚就是给人昭示犯罪之后可能导致的痛苦清单，意欲犯罪的人在准备犯罪时自然要对犯罪之后遭受的刑罚痛苦进行估计，然后根据趋乐避苦的本能进行权衡，进而为避免受刑之苦而打消犯罪的念头；国家对犯罪分子裁量和执行刑罚，也会使犯罪分子从受刑之苦中受到警戒，从此不再实施犯罪，同时也会使意欲犯罪的人从他人的受刑之苦中受到警戒，从而不敢实施犯罪。

前述第一个前提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从刑罚的产生看，惩罚就与痛苦形影相随，这“正如哈席勒和其他学者正确阐述的那样，刑罚主要是被作为犯罪人的一种痛苦而构想出来的。”

[13]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也说，“当罪犯没有受到身体上的痛苦，其犯罪所获得的唯一后果却是免费教育的特权时。”

刑罚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意义呢？[14]由此可见，离开了惩罚，刑罚就不成其为刑罚。

对于第二个前提，很多人是存在疑问的，认为不但对未成年人来说，就是对成年人来说，犯罪也并不是人理性选择的产物。

的确，对于某些犯罪而言，特别是对于某些未成年人犯罪而言，实施犯罪可能确实不是理性选择的产物，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一般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也不能否认有人（包括未成年人）是因为害怕刑罚的痛苦而不去实施犯罪，只要有人（包括未成年人）是因为对刑罚痛苦的畏惧而不去实施犯罪，就说明刑罚是能够预防犯罪的。

对此，有学者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论述，认为我们并非天然便知道自然规律不可违背，但是“除非决心自杀，我们不会切断我们的喉咙或从15楼跳下来。

我们中很少有人甚至想蔑视危险”

，因为我们基于本能便会避免违背自然规律的危险。

同样，基于习惯性的本能，我们也会避免违法所可能遭致的刑罚。

因此，法定威吓对于守法的习惯是必要的。

该学者进一步指出，“潜在地，我们本可能都是或都成为罪犯。

这便是遏制之所以必要所在。”

但是“惩罚的威吓从来便不能遏止所有人。

要是其做到了这一点，便不会有罪犯。

即使是最过分的威吓也不可能在所有时候遏制所有的人。

只要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受到遏制，便足够了。”

[15]因此，只要承认趋乐避苦是人的一种本能（而趋乐避苦对人而言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么刑罚的遏制便是客观存在的。

未成年人对痛苦的感受更加深刻，对痛苦的承受力弱于成年人，因此未成年人趋乐避苦的本能更加强烈，只要有未成年人是因为害怕刑罚的痛苦而不去实施犯罪，那么刑罚对未成年人的遏制力量就是客观存在的，就表明刑罚是能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尽管它不可能预防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