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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第5页）

其他有关儿童保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也做了类似规定。

总之，国际社会已充分意识到，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刑罚的功能是有限的，并非是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国家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优先适用具有保护性特点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而尽量避免刑罚的适用，刑罚对未成年犯罪人来说只能是最后的、补充性的手段。

三、未成年人刑罚适度性原则

刑罚对未成年人来说是最后的手段，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但由于未成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因此在创制和适用未成年人刑罚的过程中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

1.刑罚适度性原则的确立

其实不仅对未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刑罚也应当适度。

笔者认为，刑罚适度就是应该做到罪刑均衡。

之所以认为罪刑均衡意味着刑罚的适度是因为：（1）从惩罚的角度看，罪刑均衡能使惩罚恰到好处，既不过于严厉，也不存在不足。

（2）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罪刑均衡最能有效预防犯罪，如果罪刑不均衡，就会出现重刑化、轻刑化或同罪异罚（或异罪同罚）的状况，而这些状况是不能有效预防犯罪的。

对于重刑化，贝卡里亚曾精辟地分析了其后果，“严峻的刑罚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罪犯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规避刑罚。

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

“刑罚的残酷性还造成两个同预防犯罪的宗旨相违背的有害结果。

第一，不容易使犯罪与刑罚之间保持实质的对应关系。

因为，无论暴政多么殚精竭虑翻新刑罚的花样，但刑罚终究超越不了人类器官和感觉的限度。

一旦达到这个极点，对于更有害更凶残的犯罪，人们就找不出更重的刑罚作为相应的预防手段。

第二，严酷的刑罚会造成犯罪不受处罚的情况。

人们无论是享受好处还是忍受恶果，都超越不了一定的限度。

一种对人性来说是过分凶残的场面，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狂暴，绝不会成为稳定的法律体系。”

[22]可见，重刑化不仅难以实现预防犯罪的收益，而且还可能会鼓励人们犯更多、更重的罪；对于轻刑化来讲，也难以取得预防犯罪的收益，对此，边沁曾指出，“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

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纯粹的恶，从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结果。

对公众如此，因为这样的刑罚意味着增加了他们面对同类犯罪的可能；对罪犯如此，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

[2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重罪轻刑实际上是在鼓励犯罪；同罪不同罚或异罪同罚同样不利于预防犯罪，孟德斯鸠曾指出，“如果对一个在大道上行劫的人和一个行劫又杀人的人判处同样的刑罚的话，那便是很大的错误。”

“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

，而“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劫就不这样。

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的人不常杀人”

。

[24]边沁也曾说，“假如一个罪犯盗窃10克朗与盗窃20克朗所受到刑罚是同样的，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少拿而不多拿。

对于不同之罪的相同之刑经常促使人犯重罪。”

[25]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做到罪刑均衡，就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反过来要有效地预防犯罪，就必须做到罪刑均衡。

（3）从刑罚成本来看，由于刑罚投入过重或者过轻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收益，所以要实现预期收益，投入与犯罪相适应的成本就是最合适的，这样的投入既不存在不足，又没有造成多余和浪费，因而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即在保证刑罚收益的前提下投入与犯罪相均衡的刑罚成本是最小化的成本。

由此可见，如果罪刑不均衡，就可能出现刑罚过度或不足，因而都不能认为是适度的刑罚，只能罪刑均衡，刑罚才是适度的。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刑罚适度就意味着与未成年人相比，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应当坚持从宽原则。

因为，罪刑均衡不仅要求刑罚的轻重、性质应当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程度、犯罪行为的性质相适应，而且还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相适应。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即使实施性质、情节完全相同的犯罪，虽然他们的客观危害性程度一致，但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认和控制能力较弱，可塑性强，因而其人身危险性较成年人来说要小得多，故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罪刑均衡原则，对未成年人完全应当适用更轻的刑罚。

但是，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坚持从宽原则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到犯罪的性质和犯罪的客观危害性程度，而不是无原则的从宽。

2.未成年人刑罚适度性原则的体现

未成年人刑罚适度原则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广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