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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东方传统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论（第8页）

和“肌理说”

。

“声律论”

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由沈约、谢朓、王融等人提出的对五言诗创作的一种形式规范，他们在《文镜秘府论》、佛教音韵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性地提出了“四声八病说”

，即将带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不同文字按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使诗歌产生抑扬顿挫的声韵美，同时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八种声病。

这种要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形式派诗歌的典范“永明体”

。

南朝梁代萧绎对文学的定义将这一点总结得很好：“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

（《金楼子·立言》）“肌理说”

是清代文论家翁方纲的诗论主张。

“理”

兼指“义理”

和“文理”

，要求诗歌在内容上要“言有物”

，即以义理为本；在形式上要“言有序”

，注重声律、结构、章法、词采等。

这跟美国新批评的早期代表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说”

颇为相像，只不过前者更加注重考据、训诂，有以学问为诗的倾向。

“诗庄严论”

和“曲语论”

。

这两个术语都是印度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

“诗庄严论”

是7世纪婆摩诃的一部诗学著作的名字。

“庄严”

在梵语中的本义是装饰、修整的意思。

诗之“庄严”

既是指诗的修辞方式，也指由它所带来的诗的魅力要素或“灵魂”

。

这部书除了讲述诗的性质、功能外，还大量涉及修辞、诗病、语汇等“庄严”

问题，是印度古典诗学的重要总结。

书中还对诗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诗是音和义的结合。”

并进一步说：“理想的语言庄严是音和义的曲折表达。”

这个定义不仅是印度古代诗学本质观的重要表述，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它的另一个形式派学说“曲语论”

。

11世纪，曲语论最重要的代表恭多罗的《曲语生命论》问世，书中指出：“诗是经过安排的音和义的结合，体现诗人的曲折表达，使知音欢愉。”

（第一章）这就是说，诗人的文字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著作和日常语言，它要有曲折性，通过改变惯常的用法给人以审美的愉悦感。

这种观念跟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