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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文学本质论的现代转向（第6页）

作为一个富有战斗和论争精神的批评团体，他们拒绝此前曾经影响着文学批评的神秘的象征主义理论原则，并且以实践的科学精神把注意转向文学作品本身的物质实在。

批评应该使艺术脱离神秘，关心文学作品的实际活动情况：文学不是伪宗教。

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

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结构和手段（devices），应该研究这些事物本身，而不应该把它们化简为其他事物。

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象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

文学不是由事物或感情而是由词语制造的，因此，将其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是一个错误。

奥西普·布里克曾经戏言，即使没有普希金（Pushkin）这个人，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EugeneOnegin）也会被写出来。

形式主义实际上就是将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而这里所说的语言学是一种形式语言学，它关心语言结构而不关心一个人实际上可能说些什么。

因此，为了研究文学形式，形式主义者也忽视文学“内容”

（在这里一个人可能总是会被诱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他们不仅不把形式视为内容的表现，而且将这一关系头足倒置；内容只是形式的“动因”

（motivation），是为某种特殊的形式运用提供的一种机会或一种便利。

《堂·吉诃德》与以之命名的人物无关；这个人物仅仅是集拢各种不同叙述技巧的手段。

《畜牧场》（AnimalFarm）在形式主义看来并不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寓言；相反，斯大林主义不过为这篇寓言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机会。

正是这种一反常理的强调，使形式主义者在其反对者那里得到形式主义这一贬称；而且，尽管他们并不否认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他们之中确有一些人与布尔什维克有密切联系——他们却挑衅地宣称，研究这种关系不是批评家的事情。

开始时，形式主义者把文学作品视为一组多少有些随意性的“手段”

集合，后来他们才逐渐将这些手段视为一个总体本文系统（atotaltextualsystem）之内的相关元素或“功能”

。

“手段”

包括声音、意象、节奏、句法、音步、韵脚、叙述技巧，等等，实际上它包括了文学的全部形式元素；这些元素的共同之处是，它们具有“疏离”

（estranging）或“陌生”

（defamiliarizing）效果。

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即它有别于其他话语的东西是，它以各种方法使普通语言“变形”

。

在文学手段的压力下，普通语言被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

这是受到“陌生化”

的语言；由于这种疏离，日常世界也突然被陌生化了。

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反应变得陈腐、滞钝，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

了。

文学则迫使我们对语言产生强烈的意识，从而更新那些习惯反应，而使对象更加“可感”

。

由于我们必须更努力更自觉地对付语言，这个语言所包容的世界也被生动地更新了。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ManleyHopkins）的诗可能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证。

文学话语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

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

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我们读到一个朋友草写的便条时并不怎么注意它的叙述结构；但是，如果一个故事突然中断又重新开始，如果它不断从一个叙述层次转到另一叙述层次，并且推延其**以保持悬念，我们就会鲜明地意识到它的结构方式，同时我们与它的接触也可以被强化。

故事——如形式主义者所说——使用“阻碍”

或“延迟”

手段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在文学语言中，这些手段是“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