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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文学本质论的现代转向（第7页）

的。

正是这些促使维克多·斯克洛夫斯基对斯特恩（Laureerne）的小说《商第传》（TristramShandy）——一本经常阻碍自己的故事线索，以致使它几乎无法有任何进展的小说——做了一个恶作剧式的评论，他说这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

。

因此，形式主义者把文学语言视为对于一种语言标准的一组偏离，即一种语言的扭曲：与我们一般使用的“普通”

语言相比，文学是一种“特殊”

语言。

不过，发现一种偏离就意味着能够确认被偏离的那一标准，虽然“普通语言”

（e）是某些牛津哲学家喜爱的概念，但是牛津哲学家的普通语言与格拉斯韦根（Glaswegian）码头工人的普通语言却不会有多少共同之处。

这两个社会集团用以写情书的语言通常也不同于他们与地区牧师的谈话。

以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的“标准”

语言，一种由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分享的通货，这是一种错觉。

任何实际语言都由极为复杂的各种话语所组成。

这些话语由于使用者的阶级、地区、性别、身份等等的不同而互有区别。

它们不可能被整整齐齐地结合成一个单独的、纯粹的语言共同体。

一个人的标准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偏离；用“里巷”

代替“胡同”

在布赖顿（Brighton）也许很有诗意，但在巴恩斯利（Barnsley）它可能就是普通语言。

甚至公元5世纪最“平淡无奇”

的作品，今天在我们听来也可能由于其古意盎然而具有“诗意”

。

如果我们偶然碰到某一产生于久已消失的文明的断篇残简，我们单凭察看并不能断定它是不是“诗”

，因为我们可能无法接近那个社会的“普通”

语言；不过，即使进一步的研究将揭示出它是“偏离的”

，这也仍然不能证明它是诗，因为并非一切语言的偏离都是诗。

例如，俚语就不是。

如果没有关于它如何在特定社会中作为一件语言作品实际发挥作用的大量材料，我们不可能仅仅看它一下就能认定它不是一篇“现实主义的”

文学作品。

俄国形式主义者并非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一切。

他们承认，标准和偏离在各个社会和历史关系中是变动不居的；就此而论，“诗”

取决于你这时恰好占据的地位。

一段语言可能是“疏离的”

，但这并不保证它将永远而且到处如此：它的疏离性仅仅相对于某种标准的语言背景而言；如果这一背景改变，那么这件作品也许不再成其为文学。

如果每个人都在普通酒馆谈话中使用“你这尚未被夺走童贞的安静的新娘”

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种语言可能不再成其为诗语。

换言之，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

（literariness）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

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

他们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