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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人论文学与教化（第2页）

，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的文学教化观念发展得比较成熟，王充提倡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

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论衡·佚文》）他认为文学应对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化有益，应具有惩恶劝善的教育功用。

《毛诗序》继承并发扬了文学的教化功能：“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它的价值旨归最终指向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和礼教政治，是在继承孔子的“思无邪”

“兴观群怨”

和“事父”

“事君”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这种讽谕说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阐释得细致入微，“以文事助王政”

，要求文学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的私利服务，利用诗歌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以维护统治秩序。

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代表作《文心雕龙》便蕴含着诸多文学教化思想，刘勰以《宗经》篇为准则来判断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道德教化倾向；在《明诗》篇中对那些能起到道德教化的作品大加赞赏；在《辨骚》篇中认为《离骚》虽多讽刺，但有如“小雅怨诽而不乱”

；在《知音》篇里批评“流郑**人，无或失听”

，有损于道德教化，持贬斥态度。

从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到韩愈的“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争臣论》），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须“辅时及物”

，再到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也”

，都指出“文以明道”

这一思想，昭示着文学本身就具备教化功能。

而在曹丕的眼里，文学的地位无可替代：“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这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夸大了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

唐代新乐府的代表人物白居易的文学批评思想也离不开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