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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人论文学与教化（第3页）

（《策林六十八》）白居易主张用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批评政治弊端，认为教化就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

他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便是表明文学与国家的兴亡和政教的得失息息相关。

至宋元时期，大多数文人坚持之前已有的文学传统观念，皆重视文学的教化功用。

北宋中叶，苏舜钦和梅尧臣着力提倡文学的教育功用，认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在于“警时鼓众”

和“救失”

，他们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重视诗歌的美刺讽谕功能，反对西昆体浮夸绮丽的诗歌风格。

宋代文学家苏轼疾呼“言必中当世之过。

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凫绎先生诗集叙》），这与苏辙总结苏轼一生的文学特点“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脉相承。

宋代的范仲淹坚持文学与政教不可分离：“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

（《唐异诗序》）

明清两代提倡文学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认为文学应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

明朝诗人刘基强调无论是“美”

还是“刺”

，都须达到教化的效果：“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禆于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验风俗，察治忽，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

词章云乎哉？”

（《照玄上人诗集序》）晚清的刘熙载在《艺概·词概》里指出词要表现出“忠诚孝子，义夫节妇”

这些世间极有情之人的思想情感，这其实是意图将文学作品贴上封建伦理纲常的道德标签。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教化论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心轴，无人能使它偏离出文学批评原有的轨道。

正如刘若愚所总结的：“从西元前二世纪儒学建立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文学的实用概念实际上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基本上相信其他概念的批评家，很少胆敢公然拒绝接受它。”

[3]文学教化论将“诗言志”

“美刺讽谕说”

“文以明道”

“经世致用”

等作为其核心理论范畴，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和个体的伦理道德，充分体现了文学的批判精神，但这套包含着儒家道德规范、忠君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也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