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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语言和意义的关系（第9页）

根据圣约翰福音书的序言的开头所说，语言的产生伴随着上帝。

这所做的尝试并非只是从理性的——逻辑的解释桎梏中解放本源的问题，而也是将语言的逻辑描述的界限置于一边。

相对于把语词意义的全部特性解释为概念，语言的形象和象征的特征推到了突出的地位。

生物学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神学和诗学号召更综合地描述和解释语言现象。

同时，所有的陈述在语言显现中事先涉及了传统的标准方式。

语言全部本性已经凝固的观点因而强化了。

此正为何语言观念在语法和逻辑、语言学和语言的哲学中二千五百年以来保持不变，尽管语言的知识已经进步性地增长和改变。

这种事实甚至可以归结为一种证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拥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

没人敢宣称它是不正确的或者甚至是无用的。

语言作为内在情感的有声表达，作为人的活动，作为形象和概念的描述的同一。

上述对语言的考察是正确的。

因为它符合于语言现象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能指出它的所在。

所有关联于语言现象的描述和解释的问题，也在这种正确性的领地中活动着。

然而，关于语言正确观念的独一角色，我们仍然思考得很少。

它们把握了统治权，仿佛不可动摇，超越了关于语言的不同的科学考察方式的全然领域。

它们扎根于古代的传统。

但是，它们全然忽视了语言的最古老的自然的性质。

因此，尽管其古老性，也尽管其明确性，但它从来没有把我们带到作为语言的语言。

语言言说。

什么是言说？我们何处这样言说？当然，最可能的是在被言说之中。

因为这里，言说已经达到完成。

在被言说之中，言说尚未终止。

在被言说之中，言说保持安全。

在被言说中，言说获得了它如何持续的方式和由它所持续下来的东西——它的保持，它的现身。

但是常常且太常常，被言说只是作为一随着言说逝去的残余物与我们相遇。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转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10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3]转自胡经之、张首映选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1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转自[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郑敏译，43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70、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1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转自曹顺庆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106页，成都，巴蜀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