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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创作的艺术生产特征（第7页）

借助这种变换，个人命运中的普遍性，才从这些个人独特的社会条件中显现出来。

即使在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和争取自身的自由的小说或戏剧中（如莱辛的《爱弥拉·伽罗蒂》，歌德的《埃格蒙特》、《狂飙与突进》，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也正是个人的生存与死亡这些个人的命运，才是赋予作品以形式的东西。

这些个人的命运，即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并不是阶级斗争参加者的命运，而是情侣、恶棍、白痴等具体人物的命运。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的自杀，是由双重动机决定的，首先，是情种体验到爱情的悲剧（该悲剧并非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首先挑起的）；其次，是资产者受尽了贵族掷来的轻蔑。

这两种动机，在作品的结构中是否有内在联系？从该书中可以看到，阶级的内容曾鲜明地表现着：在维特自杀的那间房子的桌上，就摆着打开的莱辛描写勇敢的资产者的剧本《爱弥拉·伽罗蒂》；但是作为整体的作品，主要是情侣和他们的世界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中，资产阶级的因素只是一段插曲。

这种在艺术作品中把社会个人化、把现实崇高化、把爱情和死亡理想化的情形，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常常被斥为麻痹人和压迫人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美学谴责那种把社会冲突转化为个人命运的做法，谴责从阶级情境的逃避，谴责问题的“贵族”

性质，谴责主人公虚幻的自律。

但是，这种谴责忽视了那种确实包含在社会内容升华中的批判潜能。

当两个世界冲突时，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真理。

艺术的虚构创造的是自身的现实，这种现实即使遭到现存现实的否定，也仍有存在的理由。

个人的正确与错误和社会的正确与错误是相对峙的，就是在最具政治的作品中，这种对峙也不仅仅是政治的对峙。

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说，具体的社会冲突，正是由个体与个体、男人和妇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元社会力量的作用造成的。

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不会取消这种原动力。

即使一个自由的社会，孔雀可能使这些力量“社会化”

；虽然自由的社会可能将个人从他们对这些力量的盲目依从中解放出来。

历史构织着一幅解放的新世界的图景。

发达资本主义已经显露出超越一切传统概念的解放的现实可能。

这些可能又重新提出了艺术消亡的观念，因为，在技术进步的解放潜能中，具体化了的自由的根本可能性，使艺术的传统功用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或者说，至少不再把艺术看成是由于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而形成的劳动分工的一个专门部门。

当社会不再排斥优美和完满的意象时，它们就会自行消亡，因为，这些意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成为真实的东西的诸多面。

即使今天在现存社会中，保留在艺术中的起诉与承诺的因素，也失却了它们非真实的、乌托邦的性质，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反抗运动的策略（就像它们在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

即使艺术以残缺不全的形式做到这点，它们在性质上也已不同于以前的时代。

今天，这些性质上的差异，表现在抗议把生活界定为劳动，表现在与整个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如生产线、泰勒制、科层制）做斗争，表现在终结“一长制”

，表现在重建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表现在发展和培植道德和新感性。

这些目标的实现，即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重建，也不能指望以资本主义方式与资本主义竞争着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些在今天显露出来的可能性，毋宁是以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组成的社会的可能性。

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不再终生对异化式劳动和闲暇的需求所决定，人类也不再受他们劳动工具的指使，不再被强加于他们的施行活动所控制。

在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压抑人和贬低人的整个制度将失去意义。

但是，即使出现这样的社会，也不意味着会消亡，也不意味着悲剧会被取消，也不意味着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冲突会得以调和。

艺术不可能让自己摆脱出它的本原。

它是自由和完善的内在极限的见证，是人类植根于自然的见证。

艺术在它创造的所有东西中，都证明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即主体与客体、个体与个体之间永远不可能达到同一。

艺术借助它的超历史性的和普遍的真理，不仅呼唤着一种特定阶级的意识，而且呼唤着、发展着所有促进生命的潜能、作为“类的存在”

的人类意识。

那么，这种意识的主体是谁呢？

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作为特定阶级而成为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就是这个主体。

而且，强调的正是“特定”

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有无产阶级对保留现存社会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