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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家与社会环境（第5页）

诗人若知道这一点，他就会知道重大的艰难和责任了。

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中，他也会知道他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受过去的标准所裁判。

我说被裁判，不是被制裁；不是被裁判比从前的坏些，好些，或是一样好；当然也不是用从前许多批评家的规律来裁判。

这是把两种东西互相权衡的一种裁判，一种比较。

如果只是适应过去的种种标准，那么，对一部新作品来说，实际上根本不会去适应这些标准；它也不会是新的，因此就算不得是一件艺术作品。

我们也不是说，因为它适合，新的就更有价值；但是它之能适合，总是对于它的价值的一种测验——这种测验，的确，只能慢慢地谨慎地进行，因为我们谁也不是决不会错误地对适应进行裁判的人，我们说：它看来是适应的，也许倒是独特的，或是，它看来是独特的，也许可以是适应的；但我们总不至于断定它只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现在进一步来更明白地解释诗人对于过去的关系：他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完全靠私自崇拜的一两个作家来训练自己，也不能完全靠特别喜欢的某一时期来训练自己。

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条是年轻人的一种重要经验，第三条是愉快而可取的一种弥补。

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却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最著的作家。

他必须深知这个明显的事实：艺术从不会进步，而艺术的题材也从不会完全一样。

他必须明了欧洲的心灵，本国的心灵——他到时候自会知道这比他自己私人的心灵更重要几倍的——是一种会变化的心灵，而这种变化，是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决不会在路上抛弃什么东西，也不会把莎士比亚，荷马，或马格达林时期的作画人的石画，都变成老朽。

这种发展，也许是精炼化，当然是复杂化，但在艺术家看来不是什么进步。

也许在心理学家看来也不是进步，或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也许最后发现这不过是出之于经济与机器的影响而已。

但是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在于：我们所意识到的现在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认识，而过去对于它自身的认识就不能表示出这种认识处于什么状况，达到什么程度。

有人说“死去的作家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比他们知道得多得多。”

确是这样，他们正是我们所知道的。

我很知道往往有一种反对意见，反对我显然是为诗歌这一个行当所拟的部分纲领。

反对的理由是：我这种教条要求博学多识（简直是玄学）达到了可笑的地步，这种要求即使向任何一座众神殿去了解诗人生平也会遭到拒绝。

我们甚至于断然说学识丰富会使诗的敏感麻木或者反常。

可是，我们虽然坚信诗人应该知道得愈多愈好，只要不妨害他必需的感受性和必需的懒散性，如把知识仅限于用来应付考试，客厅应酬，当众炫耀的种种，那就不足取了。

有些人能吸收知识，而较为迟钝的则非流汗不能得。

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所得到的真实历史知识比大多数人从整个大英博物馆所能得到的还要多。

我们所应坚持的，是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

于是他就得随时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

现在应当要说明的，是这个消灭个性的过程及其对于传统意识的关系。

要做到消灭个性这一点，艺术才可以说达到科学的地步了。

因此，我请你们（作为一种发人深省的比喻）注意：当一根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作用。

（[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四、斯达尔夫人论自然气候对文学的影响

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

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

诗人的遐想固然可以产生非凡的事物；然而惯常的印象必然出现在人们所写的一切作品之中。

如果避免对这些印象的回忆，那就要失去诗歌的最有利条件，也就是描绘作家的亲身感受这样一个有利条件。

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

甚至在追忆心之欢乐的时候，他们也总要把使他们免于受烈日照射的仁慈的阴影掺和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