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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家与社会环境（第6页）

他们周围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情绪超过在他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想。

我觉得，不应该说南方人的**比北方人强烈。

在南方，人们的兴趣更广，而思想的强烈程度却较逊；然而产生**和意志的奇迹的，却正是对同一思想的专注。

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

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

这个大自然，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的那样，总是阴霾而暗淡。

当然，其他种种生活条件也可以使这种趋于忧郁的气质产生种种变化；然而只有这种气质带有民族精神的印记。

在一个民族当中，跟在一个人身上一样，固然不应该只找它的特点，然而所有其他各个方面只是万千偶然因素的产物，唯有这个特点才构成这个民族的本质。

跟南方诗歌相比，北方诗歌与一个自由民族的精神更为相宜。

南方文学公认的创始者雅典人，是世界上最热爱其独立的民族。

然而，使希腊人习惯于奴役却比使北方人习惯于奴役容易得多。

对艺术的爱、气候的美、所有那些充分赐给雅典人的享受，这些可能构成他们忍受奴役的一种补偿。

对北方民族来说，独立却是他们首要的和唯一的幸福。

由于土壤硗薄和天气阴沉而产生的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

在英国人认识宪政理论和代议政府的优点以前，上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如此热烈歌颂的战斗精神，早就使人们对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意志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个人独立不羁的精神早在取得集体的自由以前就存在了。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五、王本朝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

现代的文学制度与西方的器物、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大致同步，它在进入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的过程中，也产生和纳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系统，并作为新思想、新观念诞生的温床不断改变和创造着文学现代性的话语系统。

文学制度与自晚清以来导入中国的新式学堂、船政、邮电、印刷、铁路、银行、矿务等制度形式一样，都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态，文学制度与新式学制、印刷、出版和邮政制度的建立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文学制度使中国文学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

文学制度研究主要追问文学是如何被创造和形成的。

文学制度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它参与了文学意义的生产与消费。

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多注意甚至是只注意作家和作品本体，忽略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

阿尔修塞和福柯都认为，任何一个主体和意义都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过程所“建构”

的，文学也一样，它的意义并不完全是作家的情感想象和作品的语言意义，而与整个社会环境、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文学的阅读和评论机制等都有诸多联系。

所以，文学制度研究可以称之为文学的“过程研究”

和文学的“生态研究”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文学意义生产的“关系研究”

。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文学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文学的意义过程，从作家到作品，从传播到评论和读者的接受，形成了多重文学关系和文学结构，它们都参与了文学意义的创造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