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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学者散文（第9页）

到最后，作者还担心说不完整，又说：“末了要补充说明，……”

这显然是一篇通俗论文的逻辑结构，与一般的作家散文和艺术家散文不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张中行的学者散文。

张中行最善于动用具有分明逻辑的散文结构法，并且多用常识来说明结论。

比如张中行常用的逻辑词是：首先，其次，再次，最后；先说，再说，最后说说；其一，其二，其三……其七；第一，第二，第三，……第六。

通过这种结构方式，可以使作品简洁清晰，明白如话，其中的逻辑如同一条线贯穿起来一样。

但是，如果过于讲究和突出“逻辑”

性，尤其如张中行这样有“千篇一律”

的类同感，那么，这种逻辑则有不自然的做作感，大大损害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再加上张中行的许多见解因为是夫子之道而缺乏新意，我想，这也可能是许多读者不喜欢甚至反感张中行散文的真正原因。

在作家和艺术家散文里，作者往往不直接出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态度，而是靠叙述、描写和抒情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所以，如何将自己隐含起来，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此类散文所努力追求的，一旦作者赤膊上阵出来自说自话，那是有违散文艺术精神的。

而学者散文则不同，作者打破了散文的常规戒条，还常常自己站出来议论，以强化自己的观点。

此类散文的目的就是将事情说得更为清楚明白，其表现方法也是趋于明了晓畅的。

余秋雨的学者散文议论最普遍，篇幅也最长，他常常不自觉地站出来现身说法，而且多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这种议论在《文化苦旅》中还不是特别突出，而到了《山居笔记》则俯拾即是，有时满篇满纸都是。

如《苏东坡突围》里多有议论，也可能余秋雨太熟悉、太喜爱苏东坡了，也许他对苏东坡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认识，或许他是借苏东坡之“酒”

来浇自己的“块垒”

。

如作者这样写道：“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

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

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广泛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勃郁的豪情发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应该说，余秋雨在此所发的议论对于理解苏东坡的坎坷人生、生活处境、性情、品位与境界，是大有益处的，也有利于反照余秋雨本人，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文人文化最是复杂与莫名其妙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常用形象的比喻将模糊的内涵清晰化，使读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

有时精彩的议论确实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而至于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另如季羡林、林非、周国平、赵鑫珊和李辉等都常用议论点醒散文主旨，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理性自觉精神。

（王兆胜：《论九十年代中国学者散文》，《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1]张黎黎：《在永恒中结晶——论余光中散文理论及创作实践》，65页，博士研究生论文，苏州，苏州大学，2005。

[2]范培松、张颖：《论散文的三重境界》，《江苏社会科学》，2012（1）。

[3]司马晓雯：《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学术研究》，2013（7）。

[4]黄源深：《英国散文选读》，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