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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接受的效果和价值（第2页）

也许这是对彼埃特和安吉拉·海尼玛说的，是由另外某个人或者从天上突然传来的一个声音说的。

为什么后一种解释看来不大可能的唯一理由，是这句问话对天堂的声音来说有些口语化了，而且我们也许知道厄普代克基本上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一般不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个作家的文本并不一定构成一种连续的整体，因此过于依赖这样的设想很可能是不明智的。

不可能有什么现实的根据认为这句问话是由一群人齐声说的，也不大可能是由彼埃特和安吉拉·海尼玛之外的别人问的，因为紧接着我们便知道了他们正在脱衣服，也许我们想他们是结了婚的夫妇，而且我们知道结了婚的夫妇——至少在我们伯明翰郊区——不论他们单独在一起会做些什么，也不会当着第三者的面一起脱衣服。

我们很可能就在读这两句话的时候已经作了一整套推断。

例如，我们可以推想这里所说的“一对”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虽然迄今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两个女人或两个虎仔。

我们认为，不论谁提这个问题他都不可能了解别人的想法，否则他当时就没必要来问。

我们可以猜想提问者重视被提问者的判断，虽然迄今还没有足够的上下文关系让我们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是嘲笑或挑衅。

我们想象“海尼玛夫妇”

这个短语与“彼埃特和安吉拉”

这个短语很可能是语法上的同位语，表明海尼玛是他们的姓氏，从而为他们已经结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证据，但是，在彼埃特和安吉拉之外，我们不能排除可能还有某一批人也姓海尼玛，或许整整一个部落的人。

他们全都在一个大厅里一起脱衣服，彼埃特和安吉拉共用同一个姓氏的事实并不能确证他们是丈夫和妻子。

他们可以是特别解放的或者**的哥哥和妹妹、父亲和女儿或者母亲和儿子。

不过，我们只是假定他们是在当着彼此的面脱衣服，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们这句问话不是从一间卧室或海滩小屋里向另一个人喊的。

也许彼埃特和安吉拉是两个小孩，虽然对这句问话的有关辩证使这点显得不大可能。

大部分读者迄今可能会认为，彼埃特和安吉拉·海尼玛是一对结过婚的夫妇，他们参加了某项活动，大概是一次宴会，有一对新婚夫妇出席，他们参加完之后在卧室里一起脱衣服；不过这一切全都没有明确地讲出来。

这些是小说开头的两句话，当然，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这些问题当中的许多都可以得到解答。

但是，我们在这里因不知道而被迫进行思考和推断的过程，对于我们在阅读时始终要做些什么来说却完全是一个更有力、更鲜明的例子。

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靠进一步的假想来解决。

我们会得到类似于在这两句话里向我们隐匿的“事实”

，但我们仍需要对它们作一番不大可靠的解释。

阅读厄普代克小说的开始部分，使我们卷入多得惊人的复杂的、主要是无意识的劳动：虽然我们很少注意到这点，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构成关于文本意思的假想。

读者找出内含的联系，填补删略的地方，做出推断，并检验原来的预想；而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依赖整个世界潜存的知识，特别是文学传统中潜存的知识。

对读者来说，文本本身确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提示”

，是把一部分语言构成意思的邀请书。

用“接受理论”

的术语来说，读者把文学作品“具体化”

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只不过是书页上一连串有组织的黑色符号。

如果没有读者这种连续的、积极的参与，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文学作品。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论它多么严密，对接受理论来说实际上都由一些“空隙”

构成，就像桌子对现代物理学那样——举例来说，这种“空隙”

就是《夫妇们》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的情况，在这两句之间读者必须补充某种漏缺的联系。

作品充满了“不确定性”

，充满了一些看来靠读者解释的成分，一些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或许互相矛盾的方式来解释的成分。

这种情况与通常见解不同的是作品提供的说明越多，作品就越不确定。

莎士比亚的“神秘的穿着黑衣夜半出没的女巫”

（secretbladmidnighthago），在某种意义上限定了所谈的女巫是什么样的女巫，使她们变得更明确，但由于三个形容词全都富有启发性，不同的读者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本文在努力使自己更明确的时候，也使自己变得更不明确了。

（[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