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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氏文通出版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气词研究（第2页）

③不区分时间因素，将先秦至唐的文献都处理成泛时的语料。

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可是仍不区分历时语料，这点招致了后人的诸多批评。

总的来说，《马氏文通》的语气词研究瑕疵并存，宋绍年的评价比较公允，可以参考。

[2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在分析六个传疑助字时认为：“六字所助，句读中之动字耳。”

[23]这就牵涉到语气词的层次了。

现在通行的观点是认为语气词独立于句子意义和结构之外，传达的只是说话人的主观情绪、语气；但宋绍年却肯定了马氏的说法[24]，看来语气词的句法层次问题仍有探讨之必要。

而后黎锦熙、吕叔湘、王力等主要是讨论现代汉语语气词的。

虽然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却颇有借鉴之处，他们的某些观点也为后人所接受。

如黎锦熙正式使用了“助词”

这一名称，并定义为：“是用来帮助词和语句，以表示说话时之神情、态度的。”

[25]吕叔湘分析语气词则主要从表达的角度入手，注意不同语句之间的细微差别。

兹举一例，如“‘不可擅伤罪人，你我是要耽不是的。

’这一类句子也是确认语气，但确认的作用是由‘是’字发挥的，‘的’字只是和‘是’字相应的一个语尾。

但如省去‘是’字，只留‘的’字，这个‘的’字就不妨当语气词看了。

如‘我原不要带的，姨奶奶不依么’”

[26]。

王力对语气的分类极细，共4大类12小类：确定语气（决定、表明、夸张）、不定语气（疑问、反诘、假设、揣测）、意志语气（祈使、催促、忍受）、感叹语气（不平、论理）。

[27]这种分类当然还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无疑可以看作是对语气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一个标志。

另外，杨伯峻讨论了一些文言语气词的发展变化，也算是历时研究的一个起步。

[28]杨先生对虚词颇有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古汉语虚词》[29]和《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30]，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语气词的发展演变，只是杨先生长于训诂，对某些语气词语气义的概括显得不够精炼。

这一时期的论文不多，共20来篇[31]。

最早的要算是黎锦熙的《惊叹句的助词》[32]，文中的观点又见于他同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此处不赘。

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两篇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33]和《释〈景德传灯录〉中“在”

“著”

二助词》[34]。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开辟了标准语和方言、文言结合起来研究的新路子，具有奠基性。

文中进行了三处方言十个语助词的比较研究，论证严密，结论可信。

如“le”

在北京话中可作语气词和动态助词，都写作“了”

，似没有区别，但是在苏州话和常州话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语音也不同，赵元任从而指出语气词的“了”

和动态助词的“了”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