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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之声自断百年历史（第2页）

以本演出季为例，乐团票房及其他销售收益预计为1400万美元，融资收入为1900万美元。

乐团收入共计3300万美元，即使加上紧急动员到的救济，相较于4600万美元的年度运营开支，尚有至少500万美元缺口。

况且，乐团的劳资关系一直不容乐观。

上个演出季，乐师和乐团的合同到期后，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由于财政困难，乐师自2008年起就被冻结加薪。

最近，乐师和管理层均接受了减薪，平均减幅16%。

不过这16%的减薪，相较于资深乐师所获得的丰厚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只是小意思。

美国音乐家工会强大，福利优厚，工龄越高，享受的待遇越高。

久而久之，高福利成了乐团越来越大的负担，尤其在大的乐团里。

以乐团申请破产后提交的初步负债表分析，仅2011年4月，乐团拖欠演出场所的场租费达22.9万美金；员工医保缴费为24.3万美金；其余杂项均在7万和5万美金左右。

可见场租和医保，是负债中最大的两项，尤以医保为甚。

以场租为例，乐团之前的演出场所为费城的音乐学院音乐厅，场租年费是150万美元。

2001年挪至新建的基莫尔（Kimmel）中心威利松（Verizon）音乐厅后，场租年费高至250万美元，几乎翻倍。

连年的入不敷出成了压垮乐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申请破产，管理层可因此辞退资深员工，减少医保费。

这样一来，乐团可以新的实体与乐师重新立约，社保费大幅减少。

基于费城乐团的威望和名声，以破产为由，管理层获得融资和拉赞助更不费吹灰之力。

破产，成了更像管理层为了掩盖自己的管理不善，而将主要矛盾转嫁栽赃给乐师的伎俩，同时牺牲掉音乐家福利，以求自保和高薪。

而乐师在这一破产案中，扮演了既是受害者又是不光彩的角色——老乐师离去，年轻的乐师取而代之。

在音乐人才济济的美国，补充乐师轻而易举。

回**在人们耳边的“费城之声”

，或许在2012年上任的音乐总监、年轻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塞冈（Ya-Séguin）的带领下可以重拾自信，但失去的，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见证。

而这段历史，与中国密切相关。

费城乐团的中国缘

费城乐团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1973年初秋，在理查德·尼克松进行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的一年半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事件之一）。

在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前（1971年），当时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EugeneOrmandy）就曾写信给尼克松，希望能带领乐团到中国访问演出。

奥曼迪生于匈牙利，1921年移民美国。

作为东欧出生的指挥家热衷到特殊年代的中国演出也在情理之中。

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中美政府经过长达两年的接洽、商议和安排，费城乐团终于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到访的美国专业交响乐团。

演出之余，为了加强与中国的音乐交流，乐团由奥曼迪指挥，与钢琴家爱普斯坦（Daein）一道，为美国大厂牌RCARedSeal灌录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其他补白的音乐则是乐团首次中国巡演的演奏曲目，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和莱斯比基的《罗马之松》，唱片说明书内则印上了奥曼迪和江青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