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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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序（第11页）

如果本书作者应该向他致以个人谢意的那位才智之士[68]允许我们借用他那种一清二楚的划分办法，那么这两种诗之间的细微差别是很容易指出来的：那种诗是描写性的，这种诗是绘画性的。

我们特别要再三指出，舞台上的诗应该去掉一切自怜自艾的东西，一切过分的要求和一切取媚的卖弄。

它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应该承受一切事物的形式，它没有要强加在戏剧之上的东西，相反，它应该接受戏剧的一切：法文、拉丁文、法律条文、王公贵族的辱骂、民间俗语、喜剧、悲剧、笑、眼泪、散文和诗，并且，把这一切都传达给观众。

如果诗人的诗句故作艰深，那真是不幸！

不过，这种形式是青铜的形式，它把思想嵌在它的格律中，在这种形式之下，戏剧是不可毁灭的。

这种诗把戏深深印刻在演员的精神里，向他指点它所增减的东西，禁止他篡改他的角色、禁止他偷换作者的原意，它要使每一个字神圣化，并且使诗人所说过的东西在很久以后仍屹立在听众的记忆里。

思想，在诗句中得到冶炼，立刻就具有了某种更深刻、更光辉的东西。

铁，变成了钢。

总之，不论戏剧作者是散文家还是韵文家，其首要的、不可缺少的价值就在于准确。

这里不是指那种表面的准确，那是注重描写的流派的特点或缺点，这个流派把罗蒙[69]和勒斯多[70]当做自己的贝加斯[71]身上的一对翅膀。

我们指的是那种内在的、深刻的、合理的准确，它渗透着地方方言的精髓，它总是探其根、究其源；它总是自由自在，因为它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因为它和语言逻辑始终协调一致。

语法这位圣母使这种准确有了保证，而语言的逻辑则又使语法就范。

这种准确的语言敢作敢为，敢于冒险，敢于创造和发明自己的风格。

它有权这样做，因为，虽然有一些自己也不知所云的人曾经谈论过它，而且其中也有本文的作者，但是法国语言一点也没有僵化，而且将来也不会僵化。

语言是不会固定不变的。

人类的智慧始终在向前发展，或者可以说始终在运动，而语言是跟着人类的智慧亦步亦趋的。

事实正是如此。

体格变了，衣裳岂有不变之理？19世纪的法文不再是18世纪那样的了，正如18世纪的不像17世纪的，17世纪的不像16世纪的。

蒙田[72]的语言和拉伯雷的不一样，巴斯喀[73]的语言和蒙田的不同，而孟德斯鸠[74]的语言又和巴斯喀的不同。

这四种语言中的每一种，从各自本身来说都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特色。

每个时代有相应的思想，同样，也应该有与这些思想相应的词汇。

语言好像大海，始终波动不停。

在某些时候，它离开思想世界的此岸而漂到彼岸。

被它的波涛遗留下来的一切，就枯萎了下去并且从这大地上消失了。

也正是以这种同样的方式，一些思想寂灭了，一些词汇消逝了。

对于人类的语言来说，其情形完全与万物相同。

每个世纪总要带来一些东西，也要带走一些东西。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势所必然的。

要用某种形式把我们语言生动的形貌固定下来，那只是枉费心机而已。

我们文学上的约索埃[75]要喝令语言停步，那也是白费气力。

不论是语言还是太阳都不会停步不前的。

一旦语言固定不变了，它的死期也到了。

这个道理正说明了当代某个流派的语言就是死亡的语言。

［法］雨果：《雨果论文学》，48～7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柳鸣九译。